2009年5月，我应邀去辽宁省葫芦岛市讲学，正赶上葫芦岛市政府落实省政府下达的一项扶贫政策“走进千家万户”。具体来说，就是每个政府公务员要承包一个农村的贫困户，8月31日前至少要去帮扶3次，贫困户是否满意要有签字。对于此项省政府推行的强制性扶贫任务，绝大多数公务员非常抵触。有位公务员对我说：“机关里有人有车，有人没车，每次下乡我都是找人借车，非常麻烦。形式主义害死人。”
在讲课过程中，我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了这项举措的弊端。
第一，此项活动的定位应是慈善事业，而慈善的原则是自愿和量力。政府雇员与政府签订的仅是劳务合约，政府没有权力支配雇员的个人资产，因此说强制性扶贫是一种侵权行为。此外，每个公务员的个人状况不尽相同，家有病人需要救治的、有亲属需要帮扶的绝非个别。每个人都有自由支配自己资产的权利，对于扶助不扶助、扶助谁、何时扶助应拥有完全的自由，政府无权对劳动合约外的事宜对其雇员横加干涉。
第二，此项举措是个权宜之计，无法根本解决弱势群体的保障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政府比喻为守夜人，政府的职责是维持秩序、保障安全。效率与公平是我们这个社会追求的两个目标。效率是指利用稀缺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而公平是指分配财富应该得到社会公众广泛的认同，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冲突。公平的定义与价值观息息相关，因此没有绝对的公平，但是有一种公平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认同，即弱势群体有起码的生存保障。弱势群体生存权的保障，责任在政府，政府可通过纳税转移支付的方式从制度上实现这一保障，而社会及民众的慈善事业只是一种补充。政府推出强制性的扶贫政策是在推脱自己的职责。暂时性的、运动性的、多数人反感的“走进千家万户”活动，能帮助那千家万户脱贫吗？
第三，这种做法产生了另外一种不公平。目前辽宁省社会弱势群体何止千家万户。政府雇员走进了千家万户，势必还有千家万户没有走进。这被救助的千家万户如何能公平地被筛选出来？此外，即使同为被走进的千家万户，其待遇也不尽相同。政府公务员的收入不同、偏好不同，决定了对帮扶对象的投入有很大的差距。据我了解，有的帮扶对象得到数百元的帮扶资金，有的得到数千元的帮扶资金，这不又是一种不公平吗？课间休息时，许多朋友围住我说：“王教授，你分析得太好了，你最好能给我们的省长讲讲经济学。”“省长听我讲经济学？免费！不，我向省长付费。”
不动，是最大的贡献
长沙交通大学的朱锡庆教授是我的朋友，这个湖南的才子撰写了大量针砭时弊、发人深省的好文章。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称他是“土鳖”第一，即在本土培养的经济学家中，他是最好的。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他写了一篇名为《不懂，就不要乱动》的文章。朱锡庆教授在文中讲到，儿时和母亲一起去赶集，临行时母亲叮咛，万一走散，站在原地别动，等她回来找，并警告若乱动就找不到了。母亲积累的知识使她有一种信息搜集和处理的能力，这一能力能帮她找回失散的孩子。幼小无知的孩子没有信息搜集和处理的能力，原地不动是最好的选择，否则会加大母亲找回孩子的难度。我们的社会经常处在重要的转折关头，面临着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在信息搜集和处理方面，市场比政府更有优势。困境中找出路，应该依赖市场中无数个体的努力，最终的出路一定是这众多努力的结果。这场经济危机是不折不扣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然而比危机更可怕的是对危机的无知。政府无知又轻举妄动，昨天往死里打压，今天又烧钱救市，如此这般只会增加市场上无数个体决策的信息费用，增加走出危机的难度。朱教授的分析让我想到张维???教授的一个经典比喻。他说将正常人与精神病患者关在一起，要是知道这个患者什么时候犯病就好办了，例如他夜里犯病，你就白天睡觉，夜里对付他。然而困难的是不知道他究竟什么时候犯病，你就无所适从。张维迎教授认为，政府多变的宏观经济政策扰乱了企业的预期，加大了企业决策的难度。
在为政府官员讲授经济学时，我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不动是最好的选择。在辽宁省兴城市，我非常欣喜地看到一段相当长的原始海岸线。改革开放30年后，竟还有这么长没有被破坏及干扰的原始海岸，多么难得。在追求GDP的激励下，太多的政府行为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今天建明天拆，多少财富浪费在这建建拆拆中。大连市的海之韵广场被许多游客誉为“全国最美的公园”，但如今已不复存在；在丹东的鸭绿江畔曾建成一片档次不高却将江景挡住的所谓的经济开发区，如今却一块一块地被炸掉。经济学有一个破窗理论，即将玻璃安上后砸烂，再安再砸--GDP虽然在安安砸砸中上升了，财富却没有了。如此折腾，不堪承受。在辽宁省党校组织的干部培训班上，我讲道：“不要认为你们越忙、越辛苦，对社会贡献就越大。有的时候政府官员什么也不干，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山西的平遥古城得以保护，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