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表达对白衣天使的感激及崇敬之情，人们想出很多的办法。各级领导的慰问、媒体的宣传、捐钱捐物提高医护人员的生活待遇及改善工作环境，还有很多志愿者去帮助照料他们无法顾及的家人。各大学也不甘落后，竞相推出抗“非典”医护人员的子女优先录取的政策，以表达高等院校这个遭受“非典”威胁最大的群体对医务人员的一种补偿及敬意。这一切都来得非常自然，甚至此类补偿与奋战在生死之间的奉献相比微不足道。这是有情有义的中国人对英雄壮举的一种本能反应，且这种做法具有“羊群效应”。一旦有人示范，便会引起他人身不由己的追随，因为理性的行为主体不愿意让社会公众认为自己对英雄壮举无动于衷。
然而，萨缪尔森《经济学》的第一章使用了“热切的心情、冷静的头脑”这样醒目的标题，职业的冷静让我感到高等院校对抗击“非典”的医护人员子女在高考中优先录取及加分的做法有诸多问题。
1.医护人员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
社会化大生产产生的分工使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岗位，所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社会化大生产分工合作的游戏规则。医护人员的任务是救死扶伤，这是他们责无旁贷的社会职责。市场经济中决策主体是个人，他们选择了医护行业，就选择了与死神相伴的风险。不确定性的存在，使这种风险时大时小。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们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即实施签约后的机会主义--道德风险。临阵脱逃是个别职业道德不佳的医护人员的选择。我们对坚守阵地的医护人员的崇敬是因为他们对自己职业的忠诚，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规则中没有违约，尽管信守合约的成本极其昂贵。
2.天使各有颜色。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分工合作制度安排，决定了天使有各种颜色。在不同的岗位尽职尽责的个人都是为他人谋幸福的天使。保家卫国的军人是绿色的天使；熊熊烈火中的消防人员是红色的天使；地下挖煤的工人是黑色的天使；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是黄色的天使；传播知识发明创造的教育及科技人员是蓝色的天使。未来的不确定性使我们不知道何时何地突如其来的风险降临在哪一拨天使的头上。行行业业的工作者都有机会成为“最可爱的人”。我们为抗击“非典”的白衣天使子女高考加分，我们是否也应该在森???着火时为消防人员的子女加分？在煤矿爆炸时为遇难矿工的子女加分？在洪水泛滥时为受灾农民的子女加分？要知道他们都是在坚守自己的职位、为他人谋福利时经受了生死的考验。为白衣天使的子女加分，不为同样承担生命风险的其他颜色天使的子女加分，难道天使也分尊卑？
3.这种做法使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地位不对称。
在医疗市场上，医护人员是医疗服务的生产者，患者是医疗服务的消费者。突如其来的“非典”使生产者与消费者同时承担着死亡风险。医生是在预期之内，在其生产过程中，在谋生的岗位上承担了死亡的风险。消费者是在预期之外，在消费其他商品的过程中遭受了无妄之灾。特别是许多患者是在医院消费其他医疗服务时被感染上了“非典”。付费的消费者与收费的生产者相比，感染上“非典”更加倒霉。为奋战在抗击“非典”一线上的医护人员的子女加分，是否应该考虑为感染“非典”的患者子女加分，他们是公共卫生环境恶化，甚至是某家医院过失过错的受害者。仅对遭遇风险的生产者实施特殊补偿，是否对这些无辜受害的消费者不公？
4.界定抗击“非典”一线医护人员的费用昂贵。
奋战在抗“非典”一线上的人员不仅限于医务工作者。120救护车上的司机，在“非典”病区打扫卫生的工人也承受着同样的风险。此外，一线与二线医护人员的界限并不清晰。高校在录取学生时信息不对称，让高校对散落在全国范围内的考生进行家长是否是抗“非典”一线人员的信息的收集及判定成本太高。如让北京的一所高校去了解远在甘肃某考生的家长信息只能依赖学生的档案及相关部门的证明，这就留下很大的寻租空间。甄别边界清晰的考生民族、侨属及地区信息真伪尚有漏洞，准确地甄别边界模糊的考生家长是否为抗“非典”一线医务人员的信息几乎不可能。信号甄别的困难会使制度产生变异，使为抗“非典”一线医护人员子女加分大而化之为为医护人员子女加分。
5.我们要反思高考制度的终极目标。
高考制度的终极目标是制定一个标准，从而筛选出高等教育的合格对象。由于教育具有连续性及稀缺性，只有合格甚至优秀的高中生（或具有同等水平的人）才有资格及能力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因此，高考制度的核心测度标准只有两个：即学生的品行及学识。由于中学生中品行不端者极其稀少，因此实际的测度标准只有一个，即学生的学识水平。尽管考分不能完全反映学生的学识水平，但毕竟两者之间有极大的相关性。为了节约考核学识水平的成本，制度选择了考核与学识水平高度相关的学分水平，所以现阶段考分仍然是传递学生学识水平最清晰可靠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