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易的竞争准则是“价高者得”，高考的竞争准则是“分高者得”。越来越多的与学生品行及学识无关的刚性辅助标准的掺入，削弱了高考制度的学识筛选功能。任何在高考中实施的政策均是为某类考生显性或隐性地加分。民族加分、体育加分、侨民加分、烈属加分，再加上地区障碍仍然是奉行“分高者得”的竞争准则，只不过是“此分”已非“彼分”，竞争准则变了味。类似抗“非典”医护人员的子女加分这种弹性较大的临时标准，使高考的竞争准则在噪音化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变数。制度变数的增加扰乱了人们的预期，让孩子们茫茫然失去了努力的方向。此外，由于“人们总是对激励做出反应”，高考中的优惠政策会激发人们展开学生品行及学识之外的竞争，这是一种负和博弈，社会将为其付出沉重的代价。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假民族、假华侨、假国家级的运动员及高考移民倾向是徇私及腐败的温床，受到污染的高等教育市场已不是一片净土。
我期望高考制度回归它成本最低的简单规则；我期待在高考面前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人平等。
2003年5月
借我一双慧眼
《雾里看花》是几年前颇为流行的一首歌曲，其歌词中有“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这首歌从耳边一过，职业的惯性立刻让我联想到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功能，那便是借我一双慧眼，从效率及理性的视角去审视真实的世界，透过纷繁喧闹的尘埃及迷雾，直视它原来的面目。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张维迎教授，在为曼昆《经济学原理》英文版（中国发行）作序时，在最后一部分写的是“为什么学习经济学”。他讲了如下四点：“有利于搞好个人决策；有利于了解周围的世界；有利于判断政府政策的优劣；有利于建立独特的思维。”这四个“有利于”在校内外的经济学讲台上，我不知重复了多少回。人到中年，我的学术生涯已经过半。从助教到讲师，从教授到博导，我走过20多个耕耘与收获的年头。午夜梦回，回顾人生，我认为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唯有传授经济学。走火入魔、不知疲倦、透支生命的目的，只是希望将经济学这个善事的利器介绍给更多人，借他们一双慧眼。下面是我就张维迎教授分析“为什么学习经济学”的第三个目的--“有利于判断政府政策的优劣”时所列举的几个例子，敬请读者分辨，是慧眼识珠还是信口雌黄。
荒唐的扶贫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