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制度更有效率，依赖亲昵行为的负外部性的程度，即这种行为对他人对社会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实施亲昵行为的主体，必定是具有私人收益。但在公共场所生产满足行为主体情感需求的私人产品时，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环境污染，这种污染对他人产生的负面影响有多大依赖于社会伦理及道德观念。我曾就这一问题询问过我的学生，年轻人表示完全可以理解和没必要大惊小怪。教师当中对不雅的亲昵行为虽然普遍反感，但对“抓捕”也大多认为是“杀鸡用了牛刀”。总之，随着思想的开放，观念的改变，多元的社会变得更加宽容，这种污染的负外部性正在不断地降低。对看不惯的人与事，人们的承受力日益提高，见多识广使他们见怪不怪了。
从公平角度讲，我们要分析校园亲昵行为的产生有没有法律依据。《半岛晨报》这篇文章中，一位法学博士认为：“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了，他们有表达自己情感的权利。上海的这所高校出台的禁止学生当众接吻的规定没有国家法律的支持。”校园内男女学生的亲昵行为是他们恋爱过程的副产品，在大学校园里的青年学生处在恋爱的黄金时代，面对着一个竞争充分、信息对称的寻偶市场不可能让他们无动于衷。上大学期间禁止大学生谈恋爱（20年前有此规定）既不人道，也践踏人权。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告诉我们，人为地扑灭爱情的火焰，无异于抽刀断水。热恋中的男女青年，除个别修养极差、有当众表演个人隐私的偏好外，多数的亲昵行为是情不自禁。后者选择的地点当然是比较僻静的树下或路边，光天化日之下有过分的亲昵行为当属个案。学校组织巡逻队“抓捕”，必定是去搜寻那些在偏僻的角落行使恋爱权利的青年男女，在如此甜蜜时刻遭遇“抓捕”，承受训斥、罚款或行政处分，无疑为青年男女的恋爱蒙上很大的阴影，“抓捕”行为侵犯了青年学生恋爱的权利，这也是一种社会成本，毕竟爱情是一种很美好的感情。
我认为投入人力、物力去“抓捕”校园内男女学生亲昵行为的制度，缺乏效率与公平。学校的规章制度有禁止与倡导两种类型，对于青年学生校园内亲昵行为的约束，应该以倡导性的法规及学生自律为依托。倡导学生文明恋爱，教育学生自尊自爱，树立良好的校园风气。即使做不到像东北财经大学那样删除不合时宜的法规内容，也最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中庸制度。
我们应该当心用一个错误去矫正另一个错误，我们更应该避免用社会成本高的大错误去矫正社会成本低的小错误。
2003年5月
荒唐的地方政府行为
我的家乡位于内蒙古东部，是一个拥有城市居民50万人口的地级市。改革开放后，家乡的变化日新月异，高楼林立、道路宽阔，只是当地的经济发展缓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原本具有优势的毛纺、玻璃、酿酒、化肥等支柱行业均夕阳斜下，大量的下岗职工生活非常困难。家乡城建繁荣与居民收入低下形成反差。每次在喜忧交织的家乡之行时，我都试图去寻找这繁荣中贫困的原因。
2005年寒假我仅在家乡停留了一周，看到当地政府的三个匪夷所思的举措，从其近乎荒唐的政府行为后面，可以窥视出繁荣中贫困的根由。
强行集资，推行“三个代表”
由于当地企业纷纷破产，能当上吃皇粮的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成了当地人眼红的职业，月收入千把元的政府公务员成了家乡的高薪收入阶层。因此当地政府财政困难或打算搞项目时经常打他们的主意。2003年，政府推行了强制摊派，处长1万元，科长500元，科员300元，集资支持农民养牛项目，名曰搞“三个代表”。我的远房姐姐，一家三口便被征去1.3万元。姐姐说：“不交不行，不交就下岗。”当地政府大范围地推行这种强制摊派行为搞得当地民怒沸腾，上访的、告状的，惹来很多新闻媒体关注此事。无奈之中，政府将摊派费转成银行存款，集资人将手中的白条换成存款凭证，3年后由农业银行偿还。
当地政府荒唐之处，首先是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强制摊派违背个人意愿。“三个代表”应在法制约束下实施，违背个人意愿地强行集资侵犯了人权。其次，集资款能否提高农民的收入值得怀疑。所集款项由谁支配，谁来监督贷款的用项，是养牛大户还是养牛小户能获得该支持款项？这巨额的资金增加了政府官员的权限，必然引来寻租设租行为。最后，养牛存在着相当的风险，对于“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贷款人，无疑增加了银行的不良贷款，引发新的财政黑洞。
总之，政府强行集资搞“三个代表”的做法是典型的侵犯人权及政企不分，在效率与公平上均存在问题。政府实施该举措的目的，即使不是为政绩，也是一种“均贫富”及“大跃进”的情结。
商品化的低保支付
由于家乡下岗职工太多，且再就业的门路有限，相当多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下。2005年当地最低生活水平被确定为每月140元，对不足140元的贫困人口，政府每月一律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