扔进了垃圾箱。
第二次遭受深圳边防通行证之苦是2002年10月，张五常教授与我相约，去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参加张培刚教授的90寿辰庆典，随后去深圳，与周其仁、朱锡庆、薛兆丰等人座谈。由于办边防通行证我心有余悸，况且上次的经历告诉我通行证根本没用，再加上同行者是名声显赫的张教授，我原想不办边防通行证，也会一路顺风。到深圳机场后，薛兆丰等人开着面包车到机场来接我们。通过边防检查站时，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办边防通行证，但此检查站是必经之路，据说单位的轿车、旅游车可以免检。当众人下车过关时，我被安排像贼一样躲在车的后面拉下窗帘混过关去。第二天，张五常教授建议带我们几个去苏东坡的流放地惠州游玩，此项建议因为我没有边防通行证怕回深圳时再惹麻烦而取消，不用说集体的福利因选择了次优而降低。路上薛兆丰对我说：“王玉霞，写篇文章骂骂它。在一部电影中，老百姓对日本鬼子说‘这是我们中国的土地，我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今天我们做不到了。”
人为分割地域的边防通行证，除养活一批闲人外，究竟有什么用？深圳当地的朋友说只是为了收钱。有的人在过关时，手执现金，将几十元钱拍给边检人员后立即过关。虽然这不是我亲眼所见，但政府的此番设租行为，必然有寻租者对此做出反应。
边防通行证除了给入境者带来一系列麻烦外，究竟能挡住多少入境者，在当今造假者能以假乱真的前提下，那张简陋粗糙的边防通行证挡住了哪个真心想进入深圳的歹徒？办理边防通行证的主要依据是居民身份证，伪造边防通行证的成本低于伪造居民身份证的成本。因此，用居民身份证做信号，验明正身较用边防通行证更加可靠。此外，市场经济的特征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任何阻碍统一市场形成的因素都影响市场的效率。市场经济要求小政府大社会，维护市场秩序、设置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百姓所需要的公共品，均是政府的职责。政府该干的事多数没有干好，却抽出稀缺的资源去从事弊大于利的、干预自由经济的各类无效的监管，岂不是舍本求末？
近日有朋友来电，说深圳取消了边防通行证，不知是真是假，我希望是真，因为它能折射出政府转变职能的一种理性。
2003年4月
“勾肩搭背”的社会成本
闲来浏览2003年3月14日《半岛晨报》，被一篇《大学生当众亲昵碍眼吗？》的报道所吸引。报道言：“近日，上海一高校出台规定：如果男女大学生当中拥抱亲吻，将被视作德育不良行为，记入档案。如果情节严重的学生有毕不了业的可能。该校还专门成立了百余人的巡逻队，‘抓捕’拥抱亲吻者。”《半岛晨报》的这篇报道接着就上海高校的上述做法组织各方面人士进行了讨论，见仁见智，各抒己见。
自改革开放后，高校校园中男女大学生亲昵的现象屡见不鲜，教育部于1994年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管理规定》中明文规定，校园内“禁止勾肩搭背行为”。对于教育部的此项规定，各个学校执行时有三种做法：其一，严格执行。全国高校中“抓捕亲昵行为”的学校决不局限在上海；其二，动口不动手，以宣传教育为主，对具体的个案不作认真处理，对校园内的亲昵行为除正面引导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三，修改《大学生管理手册》，将“禁止勾肩搭背等行为”从学生行为规范中删除。如东北财经大学学生处认为，教育部10年前的“规定”内容明显地过时，学生过火的行为虽然学校该管，但应以自律为主。
校园是读书的净土，男女学生在校园这个公共场所有过分的亲昵行为具有负外部性，即对他人造成负面影响。对该负外部性的处理方法大学之间差别很大，有严禁、容忍及宽待三种制度。哪种制度更有效率？更趋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