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都为美国佬不惜代价、关爱生命的精神所感染。但关爱生命不是免费的午餐，不能摆脱贫穷落后，我们在关爱生命时往往面临着选择的艰难。
生命有价，它将随着经济的振兴而日趋昂贵。
2003年5月
理性的光芒
有人说由于遭受封建制度的侵蚀，传统的中国缺乏民主科学精神，愚昧及奴化即使是到了现代也常与我们相伴相随。依我看，除此之外，长期的价值观教育使我们的民族缺乏理性，崇尚精神，偏好务虚而非务实。“不惜代价”、“严防死守”，这些耳熟能详的口号暗含着为了完成某个目标，可以忽略成本收益的计算。
缺乏理性如同缺乏民主科学精神一样都是我们走向民族昌盛、走向现代文明的路障，令人欣喜的是，这种状况正在发生着改变。付出昂贵的学费之后，我们也学会了成本收益比较。尽管头脑发热，激情涌动的事例仍然屡见不鲜，然而，留心近年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已不难看到理性的光芒。
中小学生的行为规范中取消了“见义勇为”
小时候，我在学校里所学的东西，除毛主席语录外，最多的就是英雄主义的教育。刘文学是那个时代的少年英雄，这个戴着红领巾的少年，在与偷生产队辣椒的地主作斗争时，被地主活活地砍死。在敬仰刘文学保卫集体财产、勇于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革命精神时，少不谙事的我头脑里涌现出若刘文学改变一下斗争策略，由斗勇变成斗智，岂不保全了自己的生命。很快这种念头被“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及“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教育所对冲。
人到中年后学会了思考，在给孩子讲刘文学的故事时，突然不再流畅。毕竟因为几个辣椒牺牲一个花季少年的生命得不偿失。内心深处对那个杀害刘文学的老地主的仇恨也不再刻骨铭心。他为什么偷辣椒？有没有可能穷得吃不上菜甚至吃不上饭？他为什么害死要告发他的孩子？有没有可能因为偷辣椒是弥天大罪，逼得他铤而走险？我曾在农村亲眼所见“地、富、反、坏、右”那非人的待遇，更加怀疑是那个贫穷加狂热的年代将小恶催化成了大恶。
新时期的少年英雄有一个叫赖宁。这个孩子在一次扑灭山火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面对熊熊烈火，一个孩子手拿树枝冲了进去，这种以卵击石的做法，很快得到媒体广泛的颂扬。见义勇为、公而忘私，拼命保护集体财产及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经过多年的教化，已经融入了孩子们的大脑中，因此我们不时听到感人肺腑、令人扼腕痛惜的花季少年夭折的事迹。
诚然，我们这个社会需要见义勇为。若人人在危险到来时精于算计，就无法弘扬正气。见义勇为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它是净化社会风气、威慑坏人坏事的壮烈之举。可是，这个对成年人也只能提倡不能强求，需要较多牺牲个人利益的行为，我们怎能去要求孩子们这个见义勇为中的弱势群体做到？孩子是祖国的花朵，让花朵经历暴风骤雨，除了一片狼藉还能剩下什么？让孩子在充满风险的重大事件中见义勇为，与其年龄及能力极不对称，这种行为成本太高而收益太低。
所幸的是我们走向了市场经济。在学会收益成本比较及效率分析后，开始对我们的价值观进行反思。将“见义勇为”从中小学生行为规范中剔除，教育孩子遇到突发事件首先自我保护。终于，我们的教育者学会了理性。
深圳的边防通行证
提起深圳的边防通行证，我总是义愤难平，它曾两次让我深受其害。
一次是2000年，我奉命去为南方证券的硕士研究生班授课，首次听说去深圳需办理边防通行证。办理边防通行证除须缴纳办证费，还需要有单位介绍信及居民身份证。待我打车到数十里之外的大连边防总队去办证时，其工作人员说需填一个表，表上要加盖单位的公章。我将手中的介绍信打开，指着上面的公章说：“这个不就是公章吗？盖在介绍信上或盖在表上有什么区别？无非就是个证明，你们既要介绍信又要在表上盖公章是一种重复。”工作人员说这是规定，我也只好打道回府。第二天再去办理时，工作人员说今天是星期四，下午不办公。虽然我费时费力也只能自认倒霉，因为在表的后面确有用很小的字印着周四不办公的字样。倘若办公人员能够提醒或办公地点有明显的标识，此番无效劳动完全可以避免。第三天上午上完头两节课后，我急忙赶到边防总队，时间刚好是11点。工作人员说他们已经午休，让我下午再来。虽然我非常生气，但对这个衙门一样的机构只好忍气吞声，中午找个美发店做做头发打发了时间。下午再去时，那个工作人员说我们下午有事不能办公。说此话时，亲眼见我奔波数次的他脸上竟然露出一种耍弄人的笑容。如此三番，欺人太甚，况且我必须在本星期日启程，周五下午是最后的办证期限。在我要找边防总队领导理论的胁迫下，那个工作人员给我办了证。到了深圳，南方证券同仁去机场接我，安排住宿。那张跑了3次、辛辛苦苦办得的边防证，如同废纸毫无用处。回到大连，尽管还可以退回十几元钱，我却立即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