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们认为将公共产权演变为私人产权，侵犯了多数业主的利益。
作为非一楼的业主之一，我对此番公共产权演化为私人产权有不同看法。换言之，我对所拥有的公共产权被侵犯没有反感。剥夺了多数人的产权是否一定对原产权人造成侵害，并无肯定的答案。是否受到侵害关键在于将公共产权演化为私人产权后，私人产权如何行使。
若一楼业主用自己的庭院堆积杂物，晾晒衣物，不用说，降低了多数人的利益，造成原公共产权拥有者福利下降。若一楼业主在自己的庭院种花种草，美化环境，就有可能提高原公共产权所有者的福利。例如我居住的单元，一楼退休的业主将庭院打扮得花团锦簇，我在读书写字之余，站在阳台上免费欣赏楼下那姹紫嫣红的景色，心中十分惬意。种花种草有很大的正外部性，一楼庭院原为呆板的公共绿地，由物业公司种植养护，哪有私人美化庭院那般尽心竭力及花样繁多。
2005年1月
果树的“悲哀”
也许是为了感念女儿来到人间，在我出生那年父亲在庭院中种了一棵家乡特有的被称做“沙果”的树苗，斗转星移，当我上小学的时候，它已是硕果累累。八九月间，是我最快乐的季节。暑假来临，我每日里坐在绿阴阴的树下读书，伸手就可以摘下那红红的果实，心中十分惬意。在那食品匮乏的年代，酸中有涩的果实滋润了我童年对零食的渴望。
待我上大学的时候，身为果树专家的姨父将我家的沙果树与苹果树嫁接，满树小小的酸果，梦一般地变大变甜。暑假过后归校，我那一兜鲜红鲜红的被当地称做“123”的礼物，让生于南国的女友好生惊叹：“世上还有这么漂亮的水果！”
大学毕业后异地结婚生子，归属海内游子一族。每次荣归故里，我将先生带到那高高的果树下，与他分享我童年的快乐。先生对“123”的喜爱比我尤甚，以至于每到八九月份，母亲捎来那篮子果实，托词变更为“姑爷爱吃”。老家庭院中那棵几经沧桑、浸满亲情的老树，多少次卷入我思乡的梦境。
然而美梦不长，现在我和先生已无缘享用那酸甜的美味，那棵老树已是伤痕累累、去日不多。
说起来毁掉果树的始作俑者也是我。每次回家见年迈的父母仍居住在一无集中供热，二无卫生间的老宅，总是扯动我那颗女儿的孝心。几次欲劝父母卖掉老宅，终因舍不得那印满童年痕迹的故居而放弃。前年在儿女的资助下，父母终于搬入新居，旧宅租给三户打工族，那棵果树的厄运由此开始。
老宅出租，名义上果树与老宅的产权仍归父母，但由于监督成本太高，果树的所有者形同虚设。它成了事实上的三户打工族的公共品，三户打工族都想在这棵果树上获得最大利益。在不摘白不摘的理念下，三户打工族开始了消费该公共品的博弈。三户打工族的占优策略均为采摘，而且若要在采摘果实的竞赛中超过对方，就要尽早下手。结果采摘的时间越来越早，未待果实成熟，青果便被摘光了。这棵果树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大大降低，因为无论是谁吃，青果毕竟没有熟果好吃。
此外，三户打工族均不愿为公共品的投入付费，丧失了为果树浇水施肥、剪枝喷药的激励。
1998年暑假，我又见到了那棵老树。正值金秋八月，枝头却看不见果实，树顶端的枝杈已被人折断，树干被缠绕上铁丝用来悬挂洗晒的衣物，原本翠绿的叶子因为虫蛀而过早地枯黄。目睹儿时的伙伴被浩劫式的剥夺摧残到如此地步，我不由得潸然泪下。我无意责怪三户打工族，在现有的制度下，他们的行为充满了理性。倘若我父母将老宅出租给一户而不是三户承租者；倘若在出租时就明确地将果树的收益全部让渡给唯一的承租者（哪怕是作价），这棵老树又怎能遭此厄运？
归来的途中，我突发奇想：我们那困难重重的国有企业是否也是一棵等待着制度创新的老树？
1999年11月
“死亡指标”荒唐何在？
2002年以来媒体对“死亡指标”颇有争议，例如，许多人认为，山西省2002年初召开的煤矿安全监察工作会议确定，将2002年煤矿死亡的人数控制在400人以下不可思议，是对生命的漠视与不尊重。“第401个人是有生命的，那400人就没有生命可言吗？”
死亡指标毕竟不是产品指标，将鲜活的生命用残酷的“死亡”两个字框住，且冰冷地界定了一个指标，让人觉得指标之内的就是该死的，可以免除或减轻事故者的责任；指标之外的就是不该死的，要严格追查惩办。这种简单化处理生死问题的办法，让人们感到近乎荒唐而难以接受，尽管长期的计划经济为我们留下了指标情结。
那么没有死亡指标又如何？没有指标就不死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