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内常见很有成就的学者在纯行政部门做官，虽然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嫌疑，但还是心里为其惋惜。依我所见，当官与做学问很难兼顾，一天只有24小时，一个人只有一个脑袋，如何能在8小时之外再将学问做深做透？当官与做学问是一种替代关系，牺牲了做学问的时间当行政官员，其机会成本太高，且不说有些学者的比较优势并不是当官。
然某日和同事胡侃替代理论，同事说：“你这替代理论虽有道理却不全面。当官与做学问不仅仅是替代还有互补，从时间上是替代，从机会上是互补。难道不是当官才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学术交流？难道不是当官才更容易项目中标及著书立说？在职称评聘中，若你和当官者同属边际人物，是你优先？还是当官者优先？”
我和同事各执一词，当官与做学问，替代乎？互补乎？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若校园内官本位严重，学者对当官趋之若鹜，则可能是互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若校园内许多学者弃官从教，珍惜教师这个饭碗，那么就有可能是替代效应大于互补效应。当然学者当官有很大的正外部性，若学者是从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之间寻找出当官的均衡点，是否遵循了另外的逻辑？
下海与上岸，沉浮相对价格
前些年校园内刮起一股下海风，一些相当优秀的教师，因其懂经营会管理，走出校园的象牙塔，成了商海中的弄潮儿。有一段时间，刚毕业的硕士（尤其是男性）不愿意从教，教师地位下降，成了“好汉不愿干，懒汉干不了”的职业。
近几年这种状况有了令人欣慰的改观，一些下海者纷纷上岸，在高校任教也成了许多硕士、博士的首选职业。我认为这下海与上岸和教师职业的贴水升水有关。当经商的收益大（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时，教师职业贴水，其相对价格下降，以至于有人逃之夭夭或不屑一顾。当经商的收益小（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时，教师职业升水，其相对价格上涨，这对苦苦地在商海中拼搏或挣扎的人自然是一种诱惑。况且教师职业虽货币收入不高，却有相当的非货币补偿。比如说，有较多的闲暇（闲暇的经济学定义是不受约束，可以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有较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有比较充分的职业乐趣。美国年轻的经济学家曼昆在其所著的《经济学原理》中写道：“讲授经济学如此有趣，以至于令人奇怪的是经济学教授居然还赚钱。”显然，曼昆先生认为，讲授经济学所获得的乐趣足以补偿其机会成本，再赚钱就有经济利润了。在竞争的市场中，供求长期均衡点所对应的经济利润为零，有大于零的经济利润，就会诱惑其他行业的生产要素进入。因此，教师职业的实际价格不菲，让教师离开这个职业需要相当高的经济利润补偿。而近年来经济不景气，经商的风险大，期望收益下降，下海者回头是岸自然在情理之中。下海与上岸均是理性的选择，不过聪明的弄潮儿在追逐相对价格的潮起潮落时，不可忽略高昂的职业转换成本。
实物与货币、计划与市场
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校园内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各系部的福利由实物分配转向货币分配。实物分配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它是由各系部的行政领导拍板，购进一些经济实惠的物品，然后按人头分配下去。这种分配方式无法满足教职员工的不同偏好，行政领导越俎代庖，强行配给给个人或所需或不需要或可有可无的物品，而消费者丧失了选择的自由。实物分配给不同的人带来或大或小，或正或负的效用，其配置效率低下。
货币分配体现着市场经济的特色，货币是广泛流通的一般商品等价物，人人乐于接受。况且消费者与行政官员相比，对自己稀缺什么商品有更充分的了解，更知道如何支配货币才能使自己的总效用最大。货币分配将选择权从行政官员手中转移给消费者，提高了社会总福利，显然它比实物分配具有更高的效率。
此外，货币分配节约交易成本，物品的挑选、购买、运输及分配都需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实物分配往往是“东西不多，动静不小”，因惧怕抽肥或渴望补瘦，各系部均有“哭穷”激励。货币分配的对象均为利益相关的内部人，更容易闭上嘴巴，隐瞒福利分配的信息。正因为货币分配有以上诸多好处，不难理解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伴随着钱袋鼓鼓，实物分配的形式几乎销声匿迹了。
当然，实物分配也值得留恋，原因有二：其一是分配的实物往往物美价廉（一般低于市场价格）且送货上门。若确是个人所需，能达到既增加货币购买力又方便消费者这两个目的。其二是心里感觉货币分配与实物分配的不对称。100元钱=两箱苹果，然而两箱苹果体积大、分量重、目标明确。且不说分配时红红火火，本身就体现着集体的温暖，分配后睹物思情，重温着集体的恩泽。如此反复的刺激，如何不增加集体的凝聚力？而分配的100元货币，一手进一手出，瞬间即逝，容易忘却它是凝结着我的两本书，还是孩子的一双鞋？
看来计划经济的情结的确难以解脱，和市场经济的冰冷与严酷相比，它确实有一份关爱与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