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与聪明人的区别在于，经济学家拥有用经济学理论武装的头脑。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世界的视角，透析真实的世界，需要经济学这双明亮的慧眼。
吸烟·产权·制度变迁
吸烟具有典型的负外部性，即污染空气。由于空气是共有产权，所以在公共场所（如会议室内）允许吸烟还是不允许吸烟，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很难说清。若允许吸烟，侵犯了不吸烟者的利益；若不允许吸烟，又侵犯了吸烟者的利益（尽管吸烟有害健康，但吸烟者认为，吸烟带来的满足程度超过了损害健康的成本）。因此，在空气产权共有的前提下，允许吸烟与不允许吸烟都是帕累托最优。因为在两种情况下能够增加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又不损害另一部分人利益的状况已不存在。
若要提高社会总福利水平，其方法之一是重新界定空气的产权。如可以将空气清洁的产权授予不吸烟者，吸烟者可以以低于不吸烟成本的价格向不吸烟者购买污染空气的产权，即吸烟者给予不吸烟者适当的补偿。当不吸烟者从吸烟者那里得到的补偿超过忍受空气污染的成本时，则该产权交易提高了交易双方的福利。买卖双方均在交易中得到了剩余，社会总福利实现了帕累托改进。当然也可以将空气污染的产权授予吸烟者，然后由不吸烟者向吸烟者购买空气清洁的产权，其产权交易的结果也能增进社会总福利。两种产权的分配都可以使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这正是科斯定理给我们的启迪。
但是科斯定理存在的前提是产权明晰及交易成本为零。现实生活中，空气产权不清以及交易成本非零使得科斯先生设想的那种可以提高社会总福利的产权交易难以实施。会议室内从来没有出现过谁出两元钱购买吸一支烟权利的事件，尽管这也许是可以成交的价格。
会议室内若没有强制性规范，那么允许吸烟还是不允许吸烟，关键在于吸烟集团与不吸烟集团的讨价还价能力。一般来说，不吸烟集团的人数多于吸烟集团的人数。以东北财经大学经济系为例，20余名教师中仅有4名吸烟者。然而，在两大集团的对抗中，不吸烟集团并无优势。吸烟者集团虽人数少但组织成本低，每个成员为集团利益行动后所分得的收益超过成本。且吸烟者的偏好具有相当的刚性，在“饭可以不吃，烟不可不吸”的理念下，吸烟者集团统一行动的凝聚力很大。而不吸烟者集团虽大却散，由于不吸烟者集团内个体间对吸烟的厌恶程度差异很大，所以集团很难统一行动，加大了组织成本，而且由于集团通过对抗行为获得的清洁空气是公共品，对集团成员产生了“搭便车”（不付成本却能够享受清洁空气）的激励。
两大集团对抗的结果是小集团战胜了大集团，自然演进的制度安排是允许吸烟。当然不吸烟集团并不甘心忍受空气污浊的侵害，经常有个别成员发出种种不满的信号，如推开窗户，调换座位或直言抗议，但由于单个成员的行为没有形成集团的合力，构不成对吸烟者集团的足够威慑。即使吸烟者集团的成员有几分歉疚，终因吸烟的收益高于歉疚的成本，吸烟者理性的选择仍是视而不见，照吸不误。
随着全球性的保护环境的浪潮兴起，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在许多地区及行业已成惯例，虽然学校没有明文规定会议室内不允许吸烟，但制度变迁的环境已悄然到来。不吸烟集团抓住了一次机遇，加快了制度变迁的步伐。此机遇是经济系会议室搬迁。某个周三下午，当全系教师走进焕然一新的会议室时，只见黑板上非常醒目地写着几个漂亮的美术字（绝非信手涂鸦）“不吸烟会议室”。在会议开始前，一位系领导（不吸烟者）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谈道：“因原会议室地毯被烟头烧坏多处，故新会议室不允许吸烟。”于是，会议室不允许吸烟的制度打着维护公共财产的旗号，在半正式半玩笑中诞生了。会议室的空气由此变得清新，此项制度立刻得到多数人由衷的拥护。
但新制度的实施不容乐观，由于缺乏“硬约束”，新制度的实施主要靠自律及领导人物的示范效应，即靠人治而不是法治。若有一天，系主任在会议室内有意或无意间点燃一支香烟，那么脆弱的不允许吸烟制度马上土崩瓦解，允许吸烟的旧制度必然死灰复燃。
当然不允许吸烟的制度是否一定能提高社会福利，“多数原则”是否一定合理，值得思考。如东北财经大学经济系的四位吸烟者恰是四位博士，学校的腕级人物。这关键的少数在烟雾缭绕中迸发出的智慧火花绝非我们这些次要的多数可比，且烟草行业本是利税大户，禁止吸烟减少的财政收入也是不可忽略的制度变迁成本。
1999年5月
“土楼”对“暖楼”的替代--分析一项制度的帕累托改退
某日老父亲来电，言及妹妹家发生了一次变故。妹妹家所居住的是原外贸公司的家属楼，外贸公司破产后，家属楼的供暖设备转让给私人经营。年复一年，不缴纳供暖费的居民递增，供暖者多次上门索要不果，今年终于愤然停止对外贸家属楼的供暖，由此，妹妹一家居住多年的大楼在今年的初冬蜕变为“土楼”（当地人称没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