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现阶段经济适用房的购买对象是弱势群体。经济适用房就是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补贴。根据人均年收入1.2万元以下、人均居住面积在12平方米以下的标准，大连市只有3万至4万户符合条件。因此，目前经济适用房被称做解困房更符合实际，一般的工薪家庭尚不能享受经济适用房的待遇。既然经济适用房是对弱势群体的补贴，它就应该体现公平、节俭两个准则。康顺园的经济适用房最大套型为130平方米，带有车库，对此，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商解释要有发展的眼光。现在买不起车的人将来也许能买得起。岂不知，若居民达到能购买较大户型住宅且买得起车的收入水平，他已经脱离了需要政府补贴的范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要把握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界限。现阶段，政府责任仅仅是让弱势群体有安身之地，应该根据自己的财力，提供60～80平方米的套型经济适用房，且将家庭人口作为户型的主要依据，以减少分配中的不公，目前大连市首批经济适用房的分配政策显然不符合公平、节俭这两个准则。
第二，验证经济适用房购买者的资格存在信息不对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收入情况很难识别。换言之，尽管经过严格的申请、公示、审批程序，政府也很难做到将稀缺的经济适用房配置给真正符合条件的人。骗购、转手套利是难以杜绝的黑洞。因此，提高经济适用房的交易成本或推出政府回购经济适用房的制度就显得非常重要。经济适用房原本是政府对低收入者的补贴或转移支付，转售经济适用房，再去购买商品房，说明房主已经脱离了低收入阶层，已经没有资格享受政府的转移支付，剥夺经济适用房购买者的转让权，完全在情理之中。
萨缪尔森《经济学》中有“热切的心情，冷静的头脑”这样的标题。政府怀有“热切的心情”旨在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弱势群体衣、食、住、行难以保障的社会问题时，应多开动“冷静的头脑”，以避免在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时创造出新的分配不公。
集资建房中的产权纠纷
我的家乡在内蒙古通辽市。在经济转轨的阵痛中，家乡的许多亲友虽然失去了计划经济特有的铁饭碗，但好在家乡的物价一直比较低，千儿八百元维系一家三口一个月的生计，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2003年以前，与我所在的以物价高而闻名全国的大连市相比，家乡的平均物价低50%以上。特别是家乡的房价，通辽商品住宅的价格每平方米在100元左右，仅是大连的1\/3。每次故乡之行，我都感叹家乡的物价之低，这也激励了我向家乡的亲人转移支付。在大连挣钱，到家乡消费，提高了货币的真实购买力。
2004年回家，我偶然听到家乡的某局集资建房，其价格为每平方米700元左右。家中的亲属有三人是该局的职工，却没有一个人参与集资建房。其中一人将指标送给了朋友，一人将集资权以1万元的价格转让他人。还有一个是我们参加工作不久的外甥女，因遵守非本单位职工不得参与集资建房的正式规则而放弃了集资权。
700元一平方米住宅，在我看来岂不是白送？况且该局的集资建房，其质量之高，容积率之低，均好于一般的开发商所开发的商品住宅小区。“如此物美价廉的好事，你们怎么放弃？”我和先生向家人问道。回答是：“我们都在市中心有很好的住房，去市郊居住上班太远。”我立即批评家人没有投资头脑，反复向他们讲解住宅的购买不属于消费，而属于投资。集资房坐落在辽河岸边，空气景色均好，骑自行车上班仅有20多分钟的车程，如何算远？况且市政府正规划搬迁到辽河对岸，集资房所在地将是未来的中心地带。
然而，这番事后诸葛亮的抱怨已经不起任何作用。在该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集资建房的过程中，集资房的真正投资者80%为局外之人。长期的计划经济、劳动价值论的教育，让我家乡的亲友很难建立购买住宅是投资的理念。
集资建房历时两年之久，这期间故乡的房价一路上扬。2006年年初，当集资房交付使用时，家乡的商品房价格已经翻倍，直逼200元\/平方米，面积为150平方米的集资房两年后由10万元左右升值为20万元以上。
面对这巨大的利益，该局下发红头文件，严令已将产权转让或赠与的职工收回集资房，否则开除公职加上没收集资房。有此尚方宝剑，多数后悔不已的产权转让或赠与的职工纷纷撕毁合约，借机收回集资房。由于集资房的产权可以私人秘密交易，转让与否完全是私人信息。名义投资人与实际投资人完全有足够的智慧和方法去规避单位的管制。因为集资房短期内不得转让，但没有规定不能赠与、不能出租或借用，双方当事人完全有可能以上述方法规避单位的规管。此项规定只是给本单位职工提供了违背私人合约的借口。与此同时，该局这项补发的强制性规定又引发了新的矛盾。首先是实际集资人的利益受到很大的侵犯。集资房顾名思义是由集资人集资建设起来的，该局并没有任何资金的投入。如今将实际集资人一脚踢开，于情于理都说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