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之旅，首先给我的感觉是国内旅游公司之间的分工合作合理，组织性很强。我们本来是向大连的旅游公司付费，但一下飞机，便有昆明旅游公司的职员负责安排我们的食宿及导游。之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每到一个地方，便有当地的导游适时迎接我们。这些身着美丽的少数民族服装的姑娘和小伙儿，热情周到，导游水平都很高。在大理，我们称导游为金花；在石林，我们称导游为阿诗玛；在丽江，我们称那个小伙子为胖金哥；在西双版纳，那个头插鲜花、身着傣裙的姑娘让我们称她为“骚多丽儿”。大理的苍山洱海，神奇的大小石林，古城丽江和美丽的西双版纳，因这些年轻的职业导游而变得多姿多彩。一路上我们吃住得当，井然有序。
异地旅游公司联手合作在旅游市场已成惯例。这种组织结构属于何种类型？是水平的市场结构？显然不是。我们只与大连旅游公司签订了一张合约，一张合约替代一系列合约是企业的特征。那么是纵向的组织结构？显然也不是。大连旅行社与云南旅行社之间没有纵向的隶属关系，任何一方都不拥有另一方合约之外的剩余控制权。这种非市场非企业的组织安排很有效率。首先，这种组织结构能够实现规模经济。我们的云南之旅是8日4飞，食宿、门票全包的服务，价格为每人4800元。若是消费者在市场上单独购买，4800元尚不足支付4飞的机票，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由于规模经济的实现大大提升。其次，这种组织结构有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这里的交易成本主要是信息搜寻、讨价还价、签订合约及监督合约实施的成本。若我们来到云南后分别与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地的旅行社购买服务，不用说交易成本很高，而且还要承担供求不能衔接、行程中断的风险。第三，这种组织结构实现了合理的分工，获得了比较利益。若由大连旅行社派导游跟踪服务，且不说成本高昂，更无法实现优质的导游服务。任何一个全能型的导游都不如身着本民族服装、信息对称、对家乡充满感情的本地导游具有更多的比较优势。这些热情靓丽的金花、阿诗玛、胖金哥们与那片青山秀水融为一体，为旅游者展开一幅动人的画卷。
从科斯开始，不断有人探索企业的边界。科斯认为市场交易成本较高时，企业配置资源具有效率；企业的组织成本较高时，市场配置资源具有效率。在企业的边界上，市场交易成本等于企业组织成本。今天，国内旅游业的合约安排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市场与企业边界模糊且效率很高的组织结构。
理石产品的价格悖论
从昆明坐火车去大理，我对当地琳琅满目的理石装饰产品产生了兴趣。那鬼斧神工的天然理石画不逊于名家之手，色彩斑斓、细腻如玉的理石被打磨成各式各样的灯具、花瓶、鸟兽等。
到大理的第一站我们被安排到了一家著名的理石加工厂参观购物。这个前店后厂的企业的确很有规模，门前挂着旅游产品定点生产的牌匾。按理说这是产地的加工厂，其价格一定不高。因此我经过认真的讨价还价，以15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对被称做孔雀石的理石花瓶。从理石加工厂出来之后，我们来到了美丽的蝴蝶泉边。撇开导游，我和同事在周边卖旅游纪念品的摊位上闲逛。我发现这里的理石产品比理石加工厂的还要便宜。面对一对标价300元的玛瑙色花瓶（质量及色彩均优于我已经买到的），我随口还价100元。没想到摊主毫不犹豫地卖给了我。他说：“如果导游跟随，我们要给导游回扣40%，没有导游，我挣10元也可以卖。”因为在出发前，我们受过与少数民族兄弟做生意不买不要随意还价的教育，我只好遵守诺言用100元钱再购买一对理石花瓶，随身携带的行李立即沉重了许多。
重新回到大理火车站，时间尚有剩余，我在火车站候车室临时的售货架前徘徊，发现这里的理石产品价格更低，同样质量和样式的花瓶80元钱便可买下。按常理，火车站、飞机场等人流密集的地点其商品的价格较高，而生产厂家因节约了流通费用价格最低，普通商贩的价格介乎两者之间，而我看到的大理地区的理石产品价格出现了悖论。作为经济学人，我感到这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
理石产品价格悖论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出厂价昂贵是因为导游有较高的回扣。云南旅游定点厂为了获取长期利润与导游签订了长期的正式合约，高额的回扣（据一位云南朋友讲，是销售额的30%）使价格居高不下。其二，摊位商品价格较低是因为摊贩与导游回扣合约的执行成本太高。分散的摊贩与导游虽有回扣40%的行规，但由于游客在露天市场四处游走，导游很难收集及统计购物数量及价格的信息。且摊贩本身不如定点厂家那么稳定，容易出现违背行规的道德风险。所以在导游的视线范围之外，有较大的降价空间。其三，火车站的理石产品价格低首先是购买者多是“流出”而不是“流入”的游客。火车站有“流入”与“流出”两类游客。“流入”的游客，因为信息不对称要货比三家和为了节约携带成本一般不急于购物。而“流出”者，经过大理地区游玩，对理石产品的价格有了比较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