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信发出后一个月，我在大连接到了北京方面的答复，我第一次乘坐的出租车是黑车，无法处理。第二次所乘的出租车公司的副总经理亲自打电话道歉，退回车款40元。言明司机错误有三：其一，不打表行车；其二，有价格欺诈行为；其三，受害人是病人及家属，且刚刚遭遇了出租车欺诈。其后，该经理又几次打电话询问我是否满意，若满意请写一封信传真给他们。我请同事代为传真过去，没有收到，重新再传。个中的麻烦远远超过了退回的40元钱。至此我明白了北京出租车违规现象严重的原因，由于举报的成本太高，如果不考虑社会收益，理性的选择是沉默。因为个人抵制行为的成本太高，收益太低。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其所著《集体行动逻辑》中早就将消费者整体定义为“忍气吞声集团”。在现行的制度下，消费者不堪忍受自我保护之累，维持市场秩序应该是政府的职能。同时，我对第一个答复不满意，北京火车站附近的黑车唾手可得，放任不管是政府不作为之举。
北京之行“挨宰”的经历远没有结束，例如阜外医院的普通病房短缺，高干病房过剩，但医院不作调整，害得我以每日500元的价格为老父谋得一间病房。人命关天，病人对医院提供的产品及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近乎于零。当然优价优质，老父在阜外医院得到了一流的服务，10万元的医疗费用使老父获得了新生。
看见气息奄奄的老父，在高科技与医生的妙手共同作用下，变得面色红润、神闲气定，我在北京遭遇的所有不快一扫而尽。尽管价格昂贵，我认为这是我平生获益最大的交易。儿女能有机会为父母买命，简直是上天的恩赐，其消费者剩余近乎无穷。
从死神之手挣脱出来的父亲，逢人便讲是女儿和高科技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某日陪老父散步，有邻居问：“这就是那个大连的女儿吗？”“对，这是我的投资，现在用上了。”老父的回答让学经济学的女儿目瞪口呆。
2002年11月
过度开放的口腔诊疗市场
在垄断程度较高的医疗市场，口腔诊疗出现了与整个医疗行业相悖的过度竞争状况。以大连市为例，几乎在所有的主街道，我们每隔数百米便能看到口腔诊所的招牌。市内四区竟有200多家各类口腔诊所。据2005年大连市口腔医学行业协会统计，目前大连市内四区每2000人便有一个牙医，远远超过了每8000～10000人应有一个牙医的合理水平。其恶性竞争的态势已经形成。
目前恶性竞争的主要手段是价格大战。辽宁省2003年3月颁布的收费标准中，洗牙的步骤包括龈上洁治、龈下刮治、抛光、上药等四个环节，四个环节全牙处理的价格超过200元，但某些个体诊所将洗牙的价格确定为不到40元。收费标准中明文规定，须经过60～70道工序，历时7～10天才能够做好的烤瓷牙，收费标准为340元，而某些个体诊所100元甚至几十元便可以做下来。
如此价格大战，产生了逆向选择，给遵守医疗规范的正规医疗机构带来了冲击。“牙科市场若长期打价格战，以廉取胜，那么，率先倒闭的是规模大、遵守医疗规范的大医疗机构。”一位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牙科主任这样说。
个体牙医诊所能降低数倍的价格为消费者治疗，其秘诀自然是利用消费者对医疗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特点。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例如，烤瓷牙材料有很多种，除了微毒性、致敏性、放射性的金属外，还有干脆是回收的劣质金属，可能导致牙龈发黑及其他不良反应。收费低廉的个体诊所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劣质材料，给消费者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
违规操作的口腔诊所的另一个不为消费者所知的做法便是不消毒或假消毒。北京是国内少有的限制个体牙医诊所经营权的城市（北京、上海市政府对个体牙医诊所的设立一度没有限制，但经过短期实践后，又作了谨慎调整）。2004年3月23日，北京口腔医务工作者协会发出第一号警报，在对现有1300多家口腔治疗机构的调查中，只有不足20%的机构能够对牙医治疗设备进行正确的高压、高温消毒，其余80%多的治疗机构根本不消毒或假消毒。正如2004年10月16日《沈阳晚报》记者的文章标题一样：“牙钻头不消毒，从他嘴钻她嘴”。在记者的暗访中，牙医诊所不消毒，一钻到底的现象，令人触目惊心。
个体诊所不消毒或假消毒的目的，是压低治疗成本，以适应低廉的价格。一台较好的预真空消毒机需4万元人民币左右，一个国产的牙钻价格为1000～2000元人民币，进口的牙钻需4000～5000元人民币，牙钻必须在合格的消毒机中彻底消毒，而反复消毒又会大大缩短牙钻的使用寿命。一般牙钻可以使用3年，正规消毒的牙钻使用寿命仅为一年。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成了“缩减成本”的受害者。北京口腔医务工作者协会在2004年的第一号警报中透露，在对北京100家口腔治疗机构送来的消毒后的机头的检测中，发现3%的机头为澳抗阳性，存在乙肝感染的威胁。按每天有1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