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同样是回家，一般的探亲与探望病重的亲朋也有很大的差距。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个性，遭遇突变的心理承受力明显不同。东航采取抓阄的做法是忽略了旅客之间的种种差异。在抓阄规则下，有幸获得先行权的乘客大有可能并非是最迫切需要先行的乘客。在看似公平的操作中掩盖了实际的不公平。那么，当遇见物品或服务出现供不应求、短缺困惑时，除了求助于上帝那只看不见的手，我们还能做什么？我认为至少有两种方法来配置短缺的资源。
1.我们可以求助于价格。
哪些乘客真正迫切地需要先行，在航空公司与乘客之间属于不对称信息。乘客个人心知肚明，航空公司并不了解。由于乘客人人有激励发出非常焦急的信号，所以航空公司很难通过询问与观察获取真实的信息。但是，航空公司可以设计出让乘客说出真话的制度，该制度可以让乘客自我选择，自觉地传递真实的信号。例如，东航可以贴出告示，表示可以给予自愿延迟登机的旅客一定的补偿，那么很自然将轻重缓急不同的旅客进行了分离均衡。补偿制度甄别出的优先登机者自然是最急迫的乘客，不用说提高了短缺座位配置的效率。若东航不愿意支付这笔费用，也可以进行优先登机权的拍卖，或组织乘客之间的“产权”交易，让优先登机者给予延迟登机者一定的补偿。若延迟登机者由此得到的补偿超过其待机的时间成本，此产权交易便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达到了双赢的目的。3种价格机制都可以将短缺的资源配置给最急需的旅客。当然，由于拍卖与产权交易容易引起乘客反感，交易成本过高，让中途停飞的旅客支付额外的费用也有一定的困难。那么，第一种价格机制，即由航空公司给予迟延者一定的补贴最容易操作。航空公司在票价设计时可将这一补偿风险考虑进去，用风险基金解决这一问题。
2.我们可以求助于道德与信仰。
我们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度，应该培养出公认的道德规范来解决这一问题。当世界海难史上最有名的“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时，生命受到最严酷的威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混乱中船长的“妇女儿童先上救生艇”的命令很快成了一种共识。人们井然有序地将生还的可能让给了妇女和儿童。甚至船上的乐队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坚持演奏乐曲，以安慰慌乱的人群。在此次停航的MU5126次航班的乘客中，自然有男有女，有老人儿童，有病者弱者。若有一种道德认同，让老人、儿童、妇女、病弱者先行，虽然不如求助于价格那么有效率，但是在资源配置中体现出的文明、爱心、温暖，超过抓阄中的冰冷与淡漠。良好的道德规范是市场交易的润滑剂，它可以减少纷争，提供秩序、节约的交易成本。
此外，40名乘客中有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府公务人员及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甘于奉献的青年志愿者，东航可以将目前的困境向乘客说明，号召信奉“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乘客将方便让给他人，自愿选择延迟登机。延迟登机者在奉献的过程中，得到了他人的尊重，实现了自己信仰的价值，其时间上的损失可以由社会的尊重与对信仰的忠诚加以补偿，这种显性的让人称赞的奉献较隐性的在抓阄中自认倒霉对待机者更为公平。
东航在有多条路可走的情况下，选择了抓阄，除其不愿为提高社会利益将自己的操作复杂化的原因之外，是否还有制度匮乏、道德缺失及信仰危机的局限。若是后者，那么抓阄游戏中上演的悲喜剧还将不断地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幕一幕地表演下去。若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更多地依赖极其原始的“抓阄”与“一刀切”等简单制度，那是人类智慧与文明的悲哀。
2005年1月
航空违约无商量
2002年10月17日我与张五常教授相约，一同去位于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参加为庆贺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90华诞而举办的发展经济学研讨会。张五常教授及夫人于17日中午由香港直达武汉，我计划于17日晚5点10分由大连起飞，经停北京，在晚间9点左右到达武汉。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我乘坐的WU618航班飞抵北京便遇倾盆大雨，雷电交加，根本无法再次起飞，我们在飞机内被困达4小时之久。其间我多次要求乘务员为我向武汉、大连传达飞机晚点的信息。乘务员回答，我们只有内线电话，无法接通外线。待我到达武汉时，已是深夜两点，第二天早晨才与张五常教授见面。张五常教授与夫人言，一直为我担心，打了很多次电话，均没有我的消息，夜里1点多才去睡。让张五常教授与夫人如此牵挂，我于心不安。此次航空违约属无过错违约，遭受这种“不可抗拒力”的袭击不是航空公司的责任。但为了降低违约造成的损害，航空公司应承担起码的义务，例如，帮助乘客传递飞机延误的信息等。此类成本并不高的服务，能够大大地减轻违约的损害。飞在天上的运输工具一旦误时，其亲友的焦虑实在是不小的社会成本。
武汉两日与张五常教授一起住在湖滨宾馆，美丽的东湖与张培刚教授令人扼腕叹息的人生经历（张培刚教授曾在1947年被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