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妇将我引进一个小胡同后，打电话唤来一位中年妇女。中年妇女开始和我砍价，其出价为500元，我一听心中暗喜，该价格低于我的意愿价格，看来今天不但需求能满足，而且能获得消费者剩余。毕竟学过了经济学，知道讨价还价的关键在于隐瞒真实信息。于是我一连串地抱怨其价太高，其心太黑，票贩子让价50元后，言明这是最后的底价了。她讲车票经手的人太多，只能是这个价了。我估计这个价格已接近她们的机会成本加风险报酬。今天的严打行为必然会减少黑票的供给，黑票的价格与往日相比有所上涨也是情理之中，出于保护消费者动机的严打行为造成黑市上消费者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而黑市的价格上涨又激励了倒票的行为。这也是票贩子久打不绝，屡禁不止的原因。
最终车票以450元的价格成交，可以说是皆大欢喜，帕累托改进。中年妇女和孕妇在一边瓜分利润，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且得到了150元的消费者剩余。当我步履轻快地走出胡同，迎面又遇到一辆警车，车上贴着举报有奖的字样。是否举报让我陷入两难境地。按理说，举报违法活动是公民的义务，举报行为既有社会收益也有私人收益，别说举报有奖，起码举报后我能得到一张平价票，且刚才和票贩子同流合污之举可以贴上深入虎穴的标签，岂不名利双收？但按情讲，举报行为有点忘恩负义，是票贩子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且增加了我的经济净福利。目前车票短缺，除腐败与寻租行为外，车票的配置机制是排队，即先到先得，这种配置机制并不能保证车票流向对其评价最高的消费者，而是流向时间机会成本最低的消费者。经济学教科书早就告诉我们，排队配置机制缺乏效率，而票贩子的存在是利用时间机会成本低的人排队购票，然后将其出售给出价最高的消费者，弥补着目前车票配置机制的缺陷，既增加生产者剩余也增加消费者剩余。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票贩子制度的存在竟能找出效率的根基。若举报行为根除了票贩子，再有如我一样陷入尴尬境地的消费者，到哪里去找救苦救难的票贩子？社会总福利岂不大大地降低？
情理较量中，情战胜了理，我硬下心来，绕过举报车，向候车室走去。
归来数日，始终为自己未尽公民的义务而忐忑不安。大学教师尚如此不与政府合作，我们国家何时能走向法制？况且票贩子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也许正是他们的兴风作浪，使短缺的车票更加短缺，才使我在北京站遭遇了一场历险记。依我愚见，根除票贩子可以从制度上下手，其方法有三。
其一是放开车票价格，随行就市。车票短缺的原因是现行的票价低于均衡价格，放开价格，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配置车票，自然会供求平衡。虽然目前火车运输是独家垄断，但随着替代品航空及公路运输业的发展，放开后的火车票价格也不会过高。
其二是实施价格歧视策略，可借鉴国外某些航空公司的定价方法，制定多种票价，给消费者一个选择空间。如提前10天订票，价格较低，提前5天订票价格较高，再为当日急需的消费者准备一部分高价票。只要能成功地分离不同的消费者群，价格歧视能达到既有效配置车票又增加铁路部门收入这两个目的。
其三，若认为现行的票价已接近均衡价格，只是个别月份出现短缺现象，那么可以考虑制定高峰价格，以解决拥挤问题。
总之，我认为，目前这种火车票一价制，供求失衡，然后靠大量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打击票贩子的办法缺乏效率，能否从制度上动动脑筋，建立一个既能让国家增加收入又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新制度，从根本上铲除滋生票贩子的土壤，岂不更好？
2001年9月
除了抓阄，我们还能做什么
据大众网2005年1月1日报道，东方航空公司经营的北京飞往上海的MU5126次航班，因上海突降大雪被迫在济南降落。之后机上的40名旅客只能有30名旅客优先搭乘另一架飞机飞往上海。需要再次登机的乘客为40名，可供先行启程的座位仅有30个，班机座位的供求出现明显的不平衡。采取什么机制在40名旅客中筛选出30名旅客先行，东航采用了抓阄的办法。
用抓阄来解决供求不平衡的短缺资源配置问题历史悠久，它能够长期普遍地被采用是因为这种方式操作简单，并容易被大多数人认同，当人们不愿意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们不信任的人与机构时，宁愿将命运交给上帝。在不确定性存在的前提下，机会均等便被认同是一种公平，因为上帝不会作弊。所以，尽管时代在进步，各种资源配置的手段不断出现，但抓阄这种原始的资源配置方式仍被频繁地使用。
用抓阄的办法来解决短缺的资源配置问题，牺牲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乘坐飞机的旅客购买的服务主要是快捷，航班遭遇不可抗力停航，乘客的心情自然十分焦急，人们都希望自己早点登上飞机，前往目的地。但是不同的消费者对快捷的需求强度有一定的差别，乘客的焦虑也有轻重缓急之分。同样的商务旅行，前去上海考察与前去上海签约显然有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