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有很多市民正在进行各式各样的“拼车”。而在一些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利的小区，“拼车”就更不鲜见。由于前段时间油价上涨等因素使得养车成本攀高，越来越多的私家车加入到“拼车大军”当中。
轿车进我家的前思后想
先生爱车。近两年随着钱袋渐鼓，家里经常商议的一个话题便是购车。先生旺盛的购车欲望遭遇到我顽强的抵制，倒不是说车绝对买不起（当然也不是绝对买得起），实在是觉得购车得不偿失，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我与先生在同一所高校任教，从家到办公室不超过3分钟，要车何用？且养车的费用大大超出了全家常年打的的支出，有一辆车便有了一份心事，既有物质磨损又有精神磨损，况且毕竟先生是新手，又加大了发生交通事故的不确定性。先生的理由只有一个：感觉好。这个感觉好也被我伶牙俐齿地反驳回去：“感觉是一个奢侈品，在收入没达到相当程度前哪有花钱买感觉的道理，待进入WTO后轿车的价格下降，或许那时我们能玩得起这个感觉。”
先生对车的偏好犹如野火春风，几经狂风暴雨仍有蓬勃的生命。我和先生关于购车之争不但绵绵不绝，且由一般的争论升华到理论层面。首先是先生递给我一篇文章，樊纲写的《轿车文明的辨析》，文中樊纲先生以文明的魅力、发展的极限、人性的悖论、选择的理性、平等的权利及落后的悲哀为标题，淋漓尽致地论述了轿车文明给人带来的特殊享受，鼓励私人购车，倡导轿车进入家庭。樊纲毕竟是樊纲，文章洋洋洒洒，说服力很强。顿时我与先生对峙的局面有些失衡。一日翻阅《经济学消息报》，忽然眼前一亮，大名鼎鼎的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教授撰文《樊纲错了》。黄教授从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两个角度论述轿车应该延缓进入家庭。私人成本自不待说，以目前的养路费、停车费、汽油费、保险费、维修费计算，购车收不抵支。此外，私车的增加会堵塞交通、污染空气、加大社会成本。黄教授的主张是大力发展公交车，以防止汽车塞死大城市。黄教授希望政府重征汽油税，抑制私车泛滥。在另一篇文章中黄教授写道，每当听到政府提高汽油税的消息他都饮酒庆贺。有黄教授为我做主，立即底气大增。我先生也和黄教授有一面之交，对黄教授由衷地佩服与尊重，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家暗淡了购车与否的硝烟，我以为从此会息事宁人，静等WTO。
某日夜晚，我和先生一起听电视里一个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谈论WTO，该官员竟用两个依据得出我国进入WTO后轿车价格不会下降反而上涨，第一个依据是目前国际市场的汽车价格是没有包括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价格，一旦进入WTO，将中国汽车需求加入到国际汽车总需求中去，汽车的价格将上涨。第二个依据是从长期看，若中国人的汽车拥有量达到目前美国人的水平，那么将全世界生产的汽车通通供应给中国尚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很简单的道理，需求增加，供给不足，进入WTO后轿车的价格不会下降，反而可能上涨。这位官员告诫中国的消费者不要观望等待，应及早购车。该官员的一席话让我乱了方寸，黄教授远在澳洲，远水解不了近渴。无奈之中赤膊上阵，用我学过的经济学理论，批驳该官员的谬论。我认为该官员犯了两个错误，其一是只研究需求不研究供给，进入WTO后，国际市场上汽车的需求骤增，难道汽车的供应不会变？人们逐利的嗅觉比雷达灵敏，一旦汽车市场上有利可图，汽车供给便会大增。轿车原本是标准品，没有秘方之类的进入障碍，超额利润会吸引生产拖拉机、摩托车，甚至大炮、坦克的厂商改行生产轿车。资源类似、技术相容，转产何难？况且进入WTO后，中国的老百姓也不会同年同月同时购车，这消费的交叉，购买的错落会给生产者带来足够的回旋余地，何忧中国的汽车需求会对国际市场带来冲击。其二是错在偷换了时间概念。中国人的汽车拥有量达到美国目前的水平，那将是哪一年的梦想！30年？50年？那时的汽车供给还是今天的供给吗？人常说让数据说话，岂不知数据根本就不会说，就看人们如何用它。
不知道该官员的讲话如何左右他人，我是使尽了浑身解数，才没让先生的购车欲望死灰复燃。
后来先生不再谈车，家里天下太平。今年“五一”前夕，夜半三更忽听先生睡梦中吐出一个“车”字。该梦呓如石破天惊，摧毁了我所有的理性，我开始对自己的言行进行了反思。
反思一是效用纯属主观感觉，不同人的效用不可替代、不可比较。严重晕车的我坐车如同受刑，视车如洪水猛兽的我如何能理解爱车族的一路春风。夫妻虽是利益共同体，却也有彼此的独立，所谓爱屋及乌，我是否应该爱人及车，尊重先生的选择，理解男人的偏好？
反思二是消费具有时间效应。同样的商品，即期消费较未来消费带给消费者更大的满足。既然我们无法拒绝现代文明，既然终究有一天轿车要进入家庭，既然我家尚拥有购车的可能性，那么还等什么？待先生老态龙钟，纵然给他10辆轿车，恐怕也只能望“车”兴叹了。我们知道生产须只争朝夕，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