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光的流逝，孝顺的价格上涨，原因如下。
其一是回家的次数太频繁，边际效用递减。一年做两个月的“常驻大使”，平均驻扎父母大本营的时间超过了同城的其他子女，那份亲人相见的惊喜和激动逐渐让位于平淡与习惯，我们和父母模糊了相隔千里的感觉，倒像是我住村之东，君住村之西。
其二是孝顺的价格具有相当的刚性，宜上不宜下，再加上我和先生均有“打肿脸充胖子”的偏好，双方的父母将我们的收入高估了3倍，遇到亲朋好友的红白喜事，我们出的“份子”总比别人高出许多，再加上交通费用的直线上升，探亲的费用在我们一年的总支出中至少占去1\/3。
其三是我和先生在家乡的声誉确立后，淡化了独善其身的激励，经常回家免不了会遇到看又看不惯，管又管不了的事情，大大地降低了我们的消费者剩余。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而我们的家乡之行常常是遭罪、花钱、惹气、讨烦。我们是那两个大家庭的至亲骨肉，做不到客人般的超脱。
其四是随着我和先生职务和职称的提升，其时间的机会成本加大，当市场经济之风吹入校园后，教师的生活也没有了往日的悠闲。每次探亲归来，看见同事或读书或撰文或挣钱，心中十分焦虑。面对着先生这一年两次大迁移，我开始了抵制运动，“难道只有我们有父母？”这是我经常发出的诘问。然而多年的重复博弈，先生对我的策略空间具有完全的信息。常常是，我“怨声载道”，他“忍气吞声”；他“我行我素”，我“嫁鸡随鸡”。毕竟孝顺是一种美德，毕竟我对身边这个孝子从心里有几分敬意，况且双方父母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这大迁移一经习惯，断没有节约的道理。尽管起五更爬半夜地赶车日见吃力，尽管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的旅途让晕车的我和儿子吃尽了苦头，歌中唱的“常回家看看”让我付出不小的代价，以至于经常感叹，孝顺是奢侈品，消费它需要足够多的时间与金钱，足够强的体力和精力。同时对西方国家淡如水的人情、亲情有了深刻的理解，却原来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六亲不认”除道德沦丧外，还有几分经济学的道理。
让我头痛的另一件事是公婆的光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住房条件的改善，经济负担加重和行动方便不方便已不是主要问题，要紧的是老父亲一辈子习惯了前呼后拥，需要有人陪说陪听。先生工作繁忙加上对父亲的畏惧心理，陪说陪听的任务更多地落在了我头上。老人喝起酒来常常忘了时间，我在添饭、上菜、倒水之余装作十分专注的样子倾听他老人家已经重复几遍的故事，偶尔还要询问早已熟知的细节，以便不扫老人的兴头。这样的日子若是十天半月倒也罢了，偏偏是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孝顺使我在这段时间内除应付工作外，无暇顾及其他。
老父最后一次来时，我正备考博士。惊闻老人要来，联想那日复一日的陪说陪听，一句混账话脱口而出：“能否寄给老父3000元钱，让他老人家到南方看看。”看来我将那陪说陪听明码标了价，然而终因这话太混账，我和先生均无胆量向老人表达。
父亲体谅我们的艰辛，自带一个小保姆来到我们这个小家（婆婆已过世），我顺水推舟向老人陈述我目前的困境，讲明绝无时间像过去那样奉陪，深明大义的父亲自然十分理解，每次吃饭我都行色匆匆，虽然有言在先，也生怕老人话匣子一开我便无法脱身。父亲有保姆照料，我和先生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一日我偶尔回家，见老人正呆呆地望着窗外，目睹昔日说一不二、威风八面的老父，如此落寞和孤独，不由得心头一热，并引发我一番思考与自责。父子之间存在着一种隐性的契约关系，“父养子小，子养父老”，由于生命周期的不平行，父子之间权利、义务的行使出现了不利于父辈的时间差。父母含辛茹苦节制即期消费，将收入、时间、心血投资于能给他们带来晚年幸福的子女身上，然而父母的投资能否得到预期的回报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子女在父母义务先行后，完全可能萌发签约后的机会主义，这份不平等的契约使父辈承担着巨大的道德风险。并非所有的子女都能给父母以回报，更不用说是对等的回报。难怪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中感叹“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父子契约是否能全面履行，除法律、道德的约束外，更多地依赖于子女的良知，而我根据自己的成本收益去追求行为的局部均衡点可曾想过老父的偏好？风烛残年的老人将自尊和受人尊重列为第一需要，陪说陪听固然对我的机会成本很高，但对老人的效用更大。从我和老人的一般均衡角度分析，这陪说陪听虽不是帕累托改进，却也有社会净福利，于是我又恢复了陪说陪听的生涯。但备考博士生的压力和诱因实在太大，我那陪说陪听免不了偷工减料，其质量和数量均不如从前。伴随着我迈进博士生的门槛，老人坚持半年后返回老家，那里毕竟还有他割舍不下的亲朋好友及3个女儿。
1998年5月，老人辞别人世，过去曾让我感到成本很高、不堪重负的常回家看看和陪说陪听忽然变得珍贵无比。数十个寒暑的风尘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