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经济学家那样地思考，意味着更多的理性，更多的智慧。循着斯蒂格里茨先生的训导，我试着在我的小家里过把“经济学家”的瘾。
我的保姆经济学
岁月匆匆，我在家庭主妇的位置上已经营了十年有余，十余年的家庭主妇生涯练就了我一身洗衣烧饭、当家理财的功夫。然而作为一名职业女性，人到中年后事业逐渐攀升，教学、科研再加政协常委之类的社会工作，常常让我感到力不从心。在事业家庭皆看重、鱼和熊掌全兼得的理念下，每日里陀螺般地变化着各种角色，落得个身心疲惫、花容惨淡。在过度劳顿之中，难免任劳不任怨，席间枕畔设计向先生索要女权。先是争取平等分工，将家务分成四项，洗衣、买菜、做饭、搞卫生，让先生自选两样，名曰“男士优先”。再争取不平等分工，一周7日，分成一三五、二四六，由先生任选，而我非常大度地提出可以多干一个星期日。最后贵在参与，要求先生承包一项，比如洗碗。三板斧过后没了招数，先生大将风度，以不变应万变，一样不挑，一样不选，偶尔在花言巧语中承包一项，也绝不超过3天。日复一日，我的主妇大权始终没有旁落，喜哉？悲哉？
先生在于心不忍和爱莫能助之间，提出能否眼光向外，打开家门，请一个保姆，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交换，来一个人力资源重组。用他的话讲，让一位学者在家做饭，本身就是资源的浪费，机会成本过大。请一个小保姆，将我拥有的主妇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将主妇的洗衣做饭之类的经营权让渡出去，而我独掌收益分配大权，何乐而不为？但细细想来，总感到这两权分离中存在着代理风险。
风险之一，多年来我已培养出先生和儿子的饮食偏好。尽管我的烹饪技术绝非上乘，但先生和儿子却百吃不厌，有次出差在外，请人帮忙做饭，一个月下来，先生、儿子瘦了一圈。
风险之二，恐家庭人际关系趋于复杂。十多年来我和先生、儿子三足鼎立，三角形最稳定，且由于女性相对稀缺，我的地位从来举足轻重。早在学习人际关系学时，我就记住了一个公式，即人的数量以算术级数增加时，人际关系数是以几何级数上升。这个公式教我不能轻易打开家门。
风险之三是道德风险，每每听说谁家谁家保姆克扣菜金、偷懒刁钻，更有小保姆卷走家私、拐卖儿童、颠覆家庭的传闻。
然而，高风险常伴随着高收益。在无奈之中，听任先生从老家请来一个小姑娘。一年过去，竟有苦尽甘来的感觉，三项风险均已化险为夷。
对于风险一，小姑娘聪明伶俐，学习曲线非常陡峭，几经点拨，就做得一手好饭菜，而且日见“青出于蓝胜于蓝”。
对于风险二，我和小姑娘以心换心，真诚相处，再加上偶尔的“小恩小惠”，不久我们就结成了统一战线。不但军心稳固，还觉得多了一个合谋的伙伴。
对于风险三，我原本是家庭主妇，菜金肉价信息对称，监督成本较低。且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小姑娘从老家请来，知根知底、沾亲带故，又规避了其他风险。
锁住风险，收益多多。雇用保姆的过程引发了我许多经济学的思考：
思考之一，实现了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交换，各自得到了比较利益。雇用保姆后，我可以完全从繁杂的家务中解脱出来，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科研工作中去，效率大大提高；而小保姆也从繁重的农田劳作中解脱出来，收入比原来多了好几倍，我和小保姆都实现了帕累托改进。开始我用自己的薪水支付保姆的报酬，心里总是感觉不大平衡，感到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所差无几。后来我每周在外校兼课半天，这每周半天的收入恰好是保姆一周的工资，这1与14的比例让我心中释然。
思考之二，实现了原材料对半成品、成品的替代，降低了生活的费用。我“兼职”做家务时，时间的机会成本较大，所以总是尽可能降低购物的搜寻成本，从来都是就地就近，尽量买些成品、半成品以图方便，往往是多花钱少办事。小保姆专司家务，时间非常宽松，每日里购物货比三家，且尽量买些时令蔬菜、新鲜鱼肉，做出的菜营养好、口味佳，每月的菜金还有了节余。
思考之三，加大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小姑娘从农村来到沿海大城市眼界大开，我和先生均在高校任教，家里自然有股书卷气。小姑娘读书写信有我们指点，一年下来进步不小。我相信，这段经历对她今后就业谋生、为人妻为人母，必然会产生有益的影响。而我集中时间致力于教学科研，也积聚了更多的能量。
思考之四，实现了合理的收入再分配。改革开放后，我家的收入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可支配收入中，有了可随时支配的收入。小保姆家在农村，生活虽不算贫困，但也没有剩余，她的报酬寄回家中，马上会转化为种子、化肥等生产投入。因此，将我的部分收入转移为小保姆的收入，提高了货币的边际效用，同时把储蓄直接转化为消费和投资，由此带来的总需求的增加对我国不算景气的国民经济也是一个小小的牵动。
目前我国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