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总是驾车从我们居住的亚拉巴马州去俄克拉何马州看望我的外祖父母。我仍能记得在沿途的旷野中吃惊地看到火焰。似乎没有人关心这些。数十年后，当我已经成为一名在华尔街到处寻找投资机会的年轻人时，我了解到儿时俄克拉何马州沿途那些火焰的成因--那里有油田。最高法院在1956年赋予政府监管天然气价格的权力，而华盛顿把天然气价格压得如此之低，以至于那些俄克拉何马的生产商把它“点燃”--在开采石油的时候烧掉这些天然气要比制成产品出售更划算。政府对任何要找新的油气资源的人都没有财务上的激励。其实，油气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十分充足（而且便宜），但钻井公司纷纷破产倒闭，勘探逐渐减少。
大多数其他商品也是一样--供应充足，价格低廉。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它们的价格开始上涨。为什么？时间把过剩的库存变成了空空的库房。不管曾经有多少商品，如果不能维持供应，库存总会下降，导致价格上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驾驶更大的轿车；寒冷的冬天仍然需要取暖燃油；在那些炎热潮湿得曾令人气馁的地区，空调让更多人百事兴旺。随后，所有那些天然气和石油库存开始消失--没有东西能替代，因为多年来没有人能在碳氢化合物生意上挣钱。很快，投资人争先恐后努力利用逐步上涨的价格。
在1966~1982年期间，股市没有前途，有着两位数利率的债券市场崩溃。与此同时，商品市场十分繁荣，但是高价格很快发挥了正常效用--鼓励新的供应，同时削弱需求。公司开始钻探石油，启用新矿，种植玉米和大豆。黄金从1980年的每盎司850美元急降到1982年的每盎司300美元；糖也一样，从1974年接近每磅66美分的价格回落到1985年的每磅2.5美分；同时石油暴跌到1986年的不到10美元一桶。
随后，历史开始了又一次轮回。伴随商品供应充足、价格低廉，找寻价值机会的投资者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回到了股市。有一点是可以预见的，那就是投资者从不追逐熊市。到20世纪90年代，被互联网泡沫迷惑的美国投资者忙着搜罗他们的每一分钱，注入那些股价已经卖到50多倍于其收益的“成长型”公司股票。单单在1999年，风险资本家就投资了420亿美元到股市--超过前三年投资的总和；首次公开上市发行的股票达到680亿美元，比以往历史纪录高出40%。我能向你保证，没有一只新股的发行是为了一家新的甘蔗种植园、铅矿或者近海钻探平台。同时，金属矿、油气田产量正在衰竭。
对我来说，这一切似曾相识。20年过量供应最终引发商品牛市的低价格--就像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那一幕。商品又一次充足而便宜。1997年和1998年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导致这些地区商品存货以跳楼价最后清仓--世界各地的商品价格都跌到了最低。在这供应萎缩的几十年，商品需求持续增长。亚洲繁荣起来，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也在增长。美国人又一次开始肆无忌惮地高消费。多年廉价的石油让司机们再次挥霍汽油，每个人都像是在驾驶运动型多功能车（那种曾只有电影明星们使用的车），在20年来燃料经济平均最低水平上驾车飞奔；感谢住房抵押率创下新低，那些新建的制式豪宅在全美各地繁荣起来，需要大量取暖制冷的能源。大轿车和豪宅消耗了大量木材、钢铁、铝、白金、钯金和用于汽车电池的铅的供应。欧洲人也在经历住房迅速增长，也在驾驶比以往更多、更大的轿车，包括运动型多功能车。天然气，这种比石油和煤炭更清洁、更高效的能源，已经成为北美电厂首选的燃料。在亚洲，伴随普遍的经济恢复，对能源和工业金属类商品的需求进一步增长。韩国成为领先的商品进口国之一。日本由于金属废料短缺，精炼铜进口纪录正被刷新。
还有中国，这条注定的经济巨龙正龙吸鲸吞各种商品。我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参观过中国，当我1999年再次到那里时，中国所发生的变化让我感到惊讶。在我上一本书《风险投资家环球游记》里面有张我们在上海拍的照片，可以完美地概括中国的经济增长：一个年轻姑娘，衣着时尚，精心雕琢的发型还作了挑染，骑在低座小摩托上打手机。
在驾车穿越中国时，我们看见那里的男男女女起早贪黑地工作，太阳下山后，他们还在水银灯下改建公路--在我看来，那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公路了。上海很快会脱颖而出，成为世界上最令人激动、经济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截至2004年，乔治·阿玛尼（Giorgio Armani）已经在上海开了一家新的旗舰店，普拉达（Prada）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在中国的专卖店至少有9家，而意大利品牌埃麦尼吉尔·杰尼亚（Ermenegildo Zegna）从1991年登陆中国以来已经开了29家专卖店。
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在2003年和2004年增长超过9%。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