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管理中应当精确定义“人”的本质，由此获得组织的最大限度的可持续发展。
3.精确管理与中国人
企业不是中国的产物，现代企业是大工业的结果，是市场不断突破地域和国家的限制进而进行全球布局的结果。企业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与民族成长与发展的根系，从某种角度上讲，竞争的激烈与生存的需要迫使企业采取有效的组织结构和有效的制度文化。这种因竞争而对结构和制度的需要进一步强化着企业的能力，这主要体现在结构和制度的和谐与有效性上。
这些组织结构和制度文化保证企业能够生存下来，并不断地和周围的环境互动，以获得个体的成长。在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就像达尔文所讲的动植物世界一样，遵循“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
这种自然法则需要在一个环境里运行，而不管环境如何，一个企业的组织结构与运行制度本身构成了企业的内因。这个内因必须要把握，如果连自己都把握不住，就谈不上对环境的主动应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精确管理则表现或者首先表现为企业对自己的把握以及企业结构的构建过程，这个过程是动态的，但是必须遵循可以依赖的路径来实现，以获得企业与环境最佳的互动结果。
过程与结果的这种结合就是精确管理。
显然，过程不完全是“黑箱”的运作，许多规则和轨迹明显得像火车车轨一样，是确实存在的，这是企业必须遵循的法则和程序，像资金的管理、生产过程的管理，以及物资的保管、运输、加工等等。这些管理的动作是因果逻辑相关联的，需要一个能耗最小的、成本最低化的管理过程。这就是精确管理的管理事实。也就是说，这部分管理可以精确化并能很容易地精确化，这是精确管理的“物质基础”。
事实上，在管理历史上，又正是这部分管理得到了最充分的研究。因为这是在剔除“人”的因素的作用下的“理想化”的管理。
不过，这部分管理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且这部分管理的研究或实践的结果也没有被大量地普遍地应用在企业管理中。最重要的是，这样的管理并没有向社会输送自己的积极属性，影响文化的本质内涵。也就是说，现代企业不是内生的，中国在“洋务运动”以前的经济组织大部分是一种自发的伦理状态。也就是说，它是经验型的，因而更受到文化本身的影响。
中国的生存哲学本身就是一种模糊逻辑。这种逻辑的目的也在于对世界的精确把握，但过程则是模糊的、经验型的，甚至是神秘的。这种过程让中国的文化与民族性格更多地以“本质化的玄学思考”来超越实际的论证与推理。这使社会运转本身简单化，并不可避免地复杂化，也使文化环境变得模糊化。
具体地说，管理的本质是“治人”，管理的方式是“人治”，管理的原则是“人伦”，管理的关键是“得人”，管理的前提是“人性”的把握。管理上若不注意研究人性，必然忽略人的重要作用，不去鼓励人与物的配合，则易犯偏重物而约束人的错误。所以，必须正确把握人性，正确运用人性，才能充分发挥人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实现人力资源的价值。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领导者都是管理中国人的高手，其成功就在于能够在洞悉中国人性的基础上，用有中国特色的办法来管理中国人。
4.中国人性的弹性
中国人性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从两个方面作简要阐述：其一是人性的假设前提，其二是国民性格特点。
关于人性的假设前提，中国古代思想中对人性有深刻的认知，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家的性善论、法家的性恶论、道家的中性论。
【1】儒家性善论
儒家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宋代《三字经》开篇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这一观念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性善论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人的心灵。
【2】法家性恶论
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因为人生来爱好私???，所以为争名夺利，不知辞让；因为人生来有缺点，所以会有阴谋诡计，因此忠实守信不存；因为人生来有耳目之欲，所以好声色，因此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不存；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定会相互争夺。
【3】道家中性论
在老子看来，人的欲海难填，总是无止境地追逐名利财货，老子指出：“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方，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老子认识到，声色犬马，本是人的需要，过分放纵了人性，必然会带来恶果，说明人性有恶的一面。有恶必有善，《道德经》指出：“故大道废，案有仁义；智慧出，案有大伪；六亲不和，案有孝慈；邦家昏乱，案有贞臣。”说明人性有善的一面。
由于中国古代儒家统治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最为深远，因此儒家文化中的人性学说对中国人的人性影响最大。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