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者的角度说话，懂得换位思考，而不是总是站在自身的角度考虑问题。要用最简单、最通俗、最利益明确的语言来打动消费者。只有站在消费者立场上做广告，广告才能言之有物，才能俘获消费者的心智。
第二条罪状，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毛泽东在文章中说：“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
装腔作势在中国广告界也是非常普遍的。在中国市场做销售，广告毫无疑问是做给中国消费者看的，但是在中国的广告中，我们看到的往往都是西方的理论满天飞，西方品牌广告的形式到处拷贝。张口舒尔茨、闭口特劳特，装腔作势，故意吓人。但是消费者会为这些空头的理论和形式买单吗？消费者购买的是产品还是理论呢？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
毛泽东教导我们说：“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装腔作势是广告最大的毒素，总喜欢标榜是“××第一”，获得“××权威认证”，获得过“××大奖”，似乎不编排出一些荣誉来就无法令人信服一样。殊不知，这恰恰是一种心虚、底气不足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者日趋理性和成熟，这些低劣的狐假虎威的伎俩对消费者未必还会有效。广告要想令人信服，就必须实事求是，用事实说话，用严肃的科学的态度说话，用科学的数据说话，老老实实地站在消费者的角度用实效说话。
装腔作势往往会装出一腔废话。实际上，广告并非只有拉大旗做虎皮才能惊世骇俗，真正的震撼性广告应该在消费者的心中引起情感的共振。
第三条罪状，无的放矢，不看对象。
毛泽东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延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写的不是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写成了“”字。人字呢？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写成了“”字。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
古话说的好，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儿，广告要因地制宜，才能有的放矢。广告归根结底是做给广大消费者看的，不能限制在广告人的小圈子里自吹自唱。正如革命主张要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通俗方式传播出去一样，广告要让消费者看得明白，要用消费者都能接受的语言方式传播销售主张，即我们卖的是什么东西，购买我们的产品有什么利益和实惠。
中国的广告人往往喜欢故弄玄虚，但是广大消费者的文化水平和接受能力都很低，广告做得太深奥，很容易让消费者如坠五里雾中。就像毛泽东所批评的，这明摆着是成心不让消费者看懂。
找准对象、有的放矢的广告才是最有效的，要对文化水平高的目标群体玩高雅，对文化水平低的目标群体玩通俗，而不要把古代文人学士都不会写的生僻字写在抗日时期延安农村的墙壁上。毛泽东对实效广告的语言艺术是很有研究的，曾在《施证大纲》中将“废除聘金聘礼”改成“讨老婆不要钱”，将“反对虐待儿童”改为“不准大人打小孩子”，通俗易懂，很容易被老百姓接受。
很多人将通俗理解为庸俗，这是一种误读。举例来说，我们都认为脑白金的广告庸俗，但是这句俗得掉渣的广告语“今年过年不收礼，收礼就收脑白金”，老百姓却一听就明白，广告效果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