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中，毛泽东主要采用了个人调查、座谈会、报告会的方式。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写道：“我这回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计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及农运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颇为不少。许多农运的道理，与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听得到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把报告会与个人调查相结合，使毛泽东获得了关于农村政治结构和革命动力的第一手资料。
而在兴国县的调查中，毛泽东则与8名红军战士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长达一周的讨论。这8名红军战士都来自兴国县一个特定的边区--永丰。毛泽东采用提出一个调查提纲并讨论问题的方法，直到每一个人就被记录的内容达成一致。此外，这8个被调查的人大多不是党员，讨论问题时没有顾虑，可以比较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
此外，《兴国调查》采用了个人生活志的研究方法，其开头便是15页8个被调查人在土地改革中的个人命运的描述。毛泽东还讨论了该地区12个地主和32个富农的活动与结局，并介绍了每一个区级官员和每一个乡的官员们的阶级背景。
4.关注被调查者的细节
毛泽东在描述革命前该地区的经济条件和土地改革的各个方面时，非常注重细节。对被调查者生活和言行细节的关注是毛泽东农村调查的一个特色，比如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类似于下面这样的对话就很有代表性：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
5.虚心的态度
毛泽东认为，虚心的态度是一个成功调查的基本要素。他在《农村调查》序言中说道：“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
6.确定合理的调查范围
毛泽东认为，正确的调查范围是保证调查成功的关键，无助于调查目标的调查是在浪费时间。他对一般的社会事实不感兴趣，并且对一些毫无目的性的调查提出了批评：“近来（1930年）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了，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
他强调，调查目标必须预先明确。他说：“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7.建立被调查者的资料数据库
毛泽东强调对客观形势的把握和理解，必须以统计数据的收集为先决条件。他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一文中附加了两张调查表，即《关于各阶级的土地占有和人口情况》，指出所有的干部都应该在他们的地区填写这两张调查表，明确区分类别，并按照实际数目填写。他同时提醒说：“以上各项如果调查时不弄清楚则自己茫无把握，必致把阶级成分弄错了，失了统计的正确价值。”
总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兴国调查》显示了作为社会科学家的毛泽东对于真实生活本质的关注，对基本认知经验的重视。
除了这两个调查之外，还有三篇文章也很重要，奠定了毛泽东调查方法论的基础。它们分别是：《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1931年4月），以及《农村调查》（1941年3月、4月）。
毛泽东在这些著作中最强调的一点就是，每个干部都负有调查他所在的客观社会领域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同理，营销经理对于所负责的区域市场也负有调查研究的责任。一个优秀的营销经理要认真调查所在区域的市场环境，因为领导营销团队的责任要求他必须研究客观的形势。
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提出“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一定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
毛泽东批评有些同志“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之所以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其原因“并不是他在行动之前不留心计划，而是他于计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根本的错误不是忽视，而是毛泽东所说的“唯心主义”--相信凭理论就能解决问题。这种现象在营销中是非常普遍的。
毛泽东并不否认理论的重要性，但是他认为理论的权威性来源于它们经过实践的检验被证明是有效的。“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