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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
一、“飞天派”与“落地派”之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兴起了一股留学热，一部分有志青年希望能够通过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知识和经验来改造中国。毛泽东的很多同学都踏上了西行的道路。
当时的思想有两个分支，一部分人集体倾向于欧美，认为欧美的改良主义适合中国；一部分人则视莫斯科为圣地，认为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
这两种流派虽然价值取向不同，但是当他们回国后基本上还是可以归于一类，那就是“海归派”。
两种思想的分野使得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充满了变数，充满了矛盾与张力，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分成两个阵营，而中国的未来似乎也只有在纽约的思想与莫斯科的思想之间作出选择，除此之外别无道路。
国民党选择了纽约，共产党选择了莫斯科。
只有一个人似乎与这两个群体都有点格格不入，那就是毛泽东。
当毛泽东在长沙的一些朋友都选择去法国留学的时候，他却选择了留在国内。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之外，从根本上说，毛泽东之所以待在国内是因为他并不相信在西方能找到他个人乃至整个中国的出路。
毛泽东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毛泽东传》，第43页。他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曾提出，合格党员的一个最重要标志就是“必须没有发洋财的念头”，那么多的人热衷于到国外镀金，把人生最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大西洋的轮渡和横穿西伯利亚的火车上实在没有必要。
毛泽东既未选择“纽约道路”，也未选择“苏联道路”，而是选择了“中国道路”。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大地上，如此执着地坚持走“中国道路”的恐怕只有他一人。
其实，毛泽东的理由很简单，西方“讲了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中国的“问题是什么”。
但是，掌握了西方理论武器的“海归”们毕竟掌握了话语权，以至于对于毛泽东来说，早期共产党最大的敌人不是国民党，而是某些留学回国的“洋学生”。
他们是一群“飞天派”，即毛泽东所批判的教条主义者，只知道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找答案，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圣经，以为经典里的话都是对的，而很少去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
对此，毛泽东曾指出，“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许多人凡事引经据典，“言必称希腊”，“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5-797页。
“飞天派”包括哪些人呢？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李立三、“28个半布尔什维克”以及李德等人。
李立三是一个创业型的革命理想主义青年，早年留学法国，主持全党工作的时候才31岁。他急于革命成功无疑出于一种美好愿望，但是没有立足国情以及共产党这个团队的实际情况，没有把激情与科学的态度结合起来，难以取得良好的成效便在所难免了。
“28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在莫斯科学习的一群左派中国留学生，他们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导师是校长米夫--斯大林远东政策的得力顾问。这是一帮革命浪漫主义青年，带有“飞天派”的一切特点，且年纪轻轻--王明取代李立三掌管党中央时只有27岁，博古连打仗什么样儿都没见过，长征开始时才26岁。他们除了擅长理论，对其他事情基本上是一窍不通，对革命和军事普遍缺乏经验，但却在苏联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
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自居，自认为在国外接触了一些比较新的理念和模式就可以毫无困难地指导中国实际，对毛泽东等一身农民打扮的革命领导人不屑一顾。
虽然毛泽东和朱德打退了蒋介石的四次“围剿”，但是在“28个半布尔什维克”看来，那只不过是侥幸获胜罢了。从莫斯科回来的这些人，非常看不起毛泽东这个“土包子”，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对他横加批判，罪名是毛泽东思想陈旧，满脑子封建思想，靠《孙子兵法》《曾胡治兵语录》和《三国演义》打仗。
这也难怪，“28个半布尔什维克”年轻、学历高、有海外学习背景，还有着雄厚的人脉关系和后台，少年得势，当上了中国红军这支团队的“CEO”。他们骄傲跋扈，对毛泽东和朱德这样虽有十余年战争经验，但却学历不高（毛的学历在今天差不多相当于专科生）、没出过国、没有人脉关系（当时党内有两个派系，一个是黄埔系，一个是莫斯科系，而毛都不沾边）的“土包子”自然不放在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