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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8个半布尔什维克”看来，毛泽东只不过是一名农民游击队员，其军队已被游民思想腐蚀。毛泽东“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灵活战略战术，在他们看来就是放弃所占有的根据地。他们叫喊着“攻占大城市”，仿佛1927年和1930年的惨败没有发生过。“28个半布尔什维克”将毛泽东看成是《水浒传》中的农民反叛者，而不是一位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军队的领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5-797页。
这些“飞天派”唯苏联经验至上，照搬苏联“城市革命”路线，以卵击石般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去进攻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终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溃败，红军被迫长征。
而长征时期的领导人李德则是“飞天派”的另外一个代表人物。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提到，李德在长征时曾自称奥地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奥匈联军征募入伍，并被派往东部前线作战，于1916年做了俘虏。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几乎所有的奥地利战俘都站到了俄国革命的对立面，而李德却参加了红军，投进了俄国的怀抱。
李德自称在俄国内战中，曾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打过三年仗，并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三四年，但是谁也没有证实过。然而，“28个半布尔什维克”却深信不疑，因为他们丝毫不懂军事，李德的那点军事知识忽悠他们已经足够了。
由于李德的知识和背景，他被苏联红军选中派往中国工作。出于对苏联的崇拜，1933年秋，李德刚到中央苏区，博古就拱手将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李德，而实战经验实际上并不丰富的李德在接受这个如此重要的权力时并没有丝毫谦让。结果，一个不通中文，不了解中国，也未曾有过指挥作战经验的德国人却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官。
据资料记载，李德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时就傲慢地否定了毛泽东的想法，说“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主张开展常规战、阵地战、碉堡战。他嘲笑毛泽东是一个“无知的乡下佬”，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他和王明、博古一样，认为“山沟里不能出马克思主义”，“在落后的县城是不可能建成马克思主义社会的”。
这个整天喝着咖啡、抽着雪茄、吃着面包进行长征的欧洲军人根本不知道中国到底了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他指挥的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而“28个半布尔什维克”虽然是中国人，但对中国的了解并不比李德多多少，他们是钻进书本的知识分子，虽然镀了层莫斯科马克思主义的金，却脱离了真正的中国。
这些盲目照搬书本，挟西学以令中国的“飞天派”几乎葬送了中国工农红军，让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的第五次反“围剿”就是李德指挥的。在长征路上，由于李德的错误指挥，突破湘江一役，红军由八万人减少到三万人。
与“飞天派”不同，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落地派”，主张一切要从实际、实践出发，实事求是，不能盲目照搬书本。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8个半布尔什维克”学的是苏联，李立三学的是法国，国民党学的是英美，而毛泽东学的则是实践。他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中国革命主要力量在农村，同时农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现实，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路线”，从而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挽救了党和军队！
“飞天派”与“落地派”之分在当代中国营销界也屡见不鲜。
有人把中国的营销界划分为很多派别，如“学院派”“西洋派”“本土派”“海归派”“决策派”“点子派”“南派”“北派”，等等，但是我认为，这些派别归根结底就两个：一个是“飞天派”，一个是“落地派”。
什么是“飞天派”呢？“飞天派”不作调查，脱离实际，只会纸上谈兵、坐而论道，营销方案的制订完全凭感觉，认为搞个头脑风暴，几个脑袋一碰就把问题解决了，却跟市场的实际情况严重脱节；一味追求知名度，哗众取宠、花拳绣腿、空喊口号、表面繁荣，总想一飞冲天，却不管实际效果如何。
“飞天派”的广告大都与产品、消费者没有什么联系，产品的主张是什么不清晰，消费者的利益是什么更少提及。比如说，以前有一句广告语--“长城电扇，电扇长城”，它要告诉消费者什么？长城与电扇有什么关系？我看了实在不知所云，消费者也不清楚。这样的广告词，好看不中用。
在中国的广告公司、公关公司、营销团队里，最害人的就是“飞天派”。很多“飞天派”的广告人喜欢卖弄文才，把广告文案搞得花里胡哨，认为文案漂亮、拍摄精美的广告就是好广告。这是不切实际、一厢情愿的想法。“飞天派”广告人最扎堆儿的地方就是房地产广告公司，很多地产广告都处于非常初级的水平，文不对题、自卖自夸、严重自恋的现象比比皆是，丝毫不考虑消费者的感受。
除此之外，中国本土的广告公司普遍具有崇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