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宣传方面的才能也是无与伦比的。到任之后，他借鉴列宁创造红军的经验，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逐步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先后制定了《政治部服务细则》《宣传队组织条例》等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这些文件和制度在国民党派系的军队中没有得到贯彻，却锻炼了共产党人的队伍，为以后独立武装革命的成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在1925年9月的第二次东征中，从国民政府政治训练部所办的政治训练班和中央宣传部及其附属机构中抽调的宣传员，使东征宣传队中的其他人员相形见绌。
政治训练部是管理宣传工作的最高政治当局，它设计了一套定期发布宣传大纲的制度。它不仅规定了哪天该说些什么，而且规定了在什么时候说，在一次军事行动之前的一个月，就会预先安排好部队中的宣传事务。无论恰好置身何处，途经军队政治部听力所及范围内的每一位士兵和平民，都将在相同的时间被告知相同的事情。《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353页。
这丝毫不足为怪。因为，当时政治训练部和中央宣传部的两位负责人，一位是周恩来，而另一位则是毛泽东。
实际上，正是组织与宣传两大职能为以后红军的崛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虽然，毛泽东与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卓有成效的工作并未对国民党整体风气的改善起到作用，但是他们的工作经验和方法却延续到了共产党人自己的军事学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组织和创建中。
1926年2月5日，毛泽东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这是农讲所成立之后规模最大和最集中的一次培训，一共有来自20个省份320多位学员参加。
农讲所除开设农民运动的理论课程外，还对学员进行了正规的军事训练，不仅开设了军事课，还聘请了专职的军事教官。
其后，毛泽东又于1927年3月在武昌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共有来自17个省的739名学员参加。在中央农讲所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就是要训练出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办法，更有农运的决心。 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大本营。”
毛泽东延续了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的经验，对组织学员进行军事训练，并提出：“我们进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研究革命的理论和行动。我们的责任是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领导他们起来，打倒我们的敌人，解决农民群众的痛苦。”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任务是努力把学员培养成为农民武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农民运动讲习所实行严格正规的军事化管理，其实质内容同军事院校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黄埔军校是国民党的预备役军官学院，那么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共产党的干部训练营。
农民运动讲习所与黄埔军校的区别在于：黄埔军校是一个“教育机构”，农民运动讲习所是一个“培训机构”，教育偏重理论，培训偏重实战；黄埔军校是“学历教育”，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实用教育”。培训的意义就在于弥补教育的软肋。
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当代企业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
1.组织和宣传是营销经理人必须学会的两大技能
组织和宣传是共产党人的制胜法宝。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真正目的不是教给学员们什么空洞的理论和知识，而是要他们每个人都变成“活动家”“演说家”和“鼓动者”，以至于每个学员经过培训后都能独立作战，都能独立开辟革命战场。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毕业后，立即秘密地回到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相继在湘、赣、鄂等省市地区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达300多个。
除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外，共产党人还在广州及其周边地区建立了数百个干部训练和宣传机构，为革命培养商人、下级官员、街头演说家、抄写员和资料员。黄埔军校没有诞生英雄，国民革命军也未成就大的作为，倒是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之后相继开办的各种讲习所在中国大地掀起了革命的暴风骤雨。《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383页。
农民运动讲习所是一个组织和训练革命干部、宣传革命信仰的重要实验场所。这一实验的目的，是将国民党控制下的国家范围内的每一个人，都变成觉醒的战士。
2.营销经理人要学会做市场研发
有目的性地做市场研发是提高营销水平的一个有效手段。正如毛泽东所说，领导农民革命的人才要“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营销人不能仅把自己定位为命令的执行者，而是要力争每个人都成为营销专家。
3.培训对于现代企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