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英国《金融时报》2006年全球MBA百强排名榜中，沃顿商学院排第一，哈佛商学院排第二，中国只有两所商学院入选，分别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排第21位）和香港科技大学（排第47位），其他无一入选。
中国的MBA教育无法培养出令雇主满意的合格经理人已经成为业界的共识，阿里巴巴CEO马云的说法很有代表性：“我们用了很多MBA，包括哈佛、斯坦福和国内的，但95%都不太好！”“我发现许多人学MBA回来后全变傻了。”
MBA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与黄埔军校的问题一样，重理论轻实践、重数量轻质量、重学历轻资历、重关系轻知识、重考试轻考察、重功利轻责任、重国际轻本土是中国MBA教育的七大软肋。
第一，重理论轻实践。MBA教育过于理论化，与现实没有直接联系，与中国的国情也没多少联系，学的都是一些宏观的理论和西方企业的战略，虽然听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却无法解决中国企业所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
中国MBA的学员与企业界的沟通联系十分缺乏，而美国顶级商学院的学员往往会结成创业小组、组建公司，或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他们在学习期间与相关企业的接触最终会决定他们的就职去向。
第二，重数量轻质量。中国MBA的招生越来越趋同于高校招生，高等院校不分实力大小纷纷成立MBA项目，为了招徕生源维持生存，对生源质量的要求越来越低，搞起了扩招。
第三，重学历轻资历。中国MBA的学员追求的是学历，MBA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学历教育，且学员年龄偏低，缺乏实际管理能力，而国外MBA的生源大多是一些具备一定实际管理经验的人员，平均年龄一般在30岁左右。
第四，重关系轻知识。中国的MBA课堂越来越像“富人俱乐部”，来到这里的求学者大多是冲着关系和人脉来的。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关系、人情、面子就是资本，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对此都心知肚明，并不把学习本身当回事。
第五，重考试轻考察。中国MBA的录取主要还是通过笔试，这是中国教育制度的一个弊端。笔试很有可能将有素养的经营管理者拒之门外，而一些毫无经验的学生通过机械地学习也能考取MBA。试图把管理教给一群几乎没什么管理经验的人，注定是要失败的。
第六，重功利轻责任。西方国家对MBA的投入和资助很大，而中国高校则把MBA教育当成了赚钱的工具。有些考生为备考MBA辞去自己的工作，并且交纳巨额学费，以至于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就是把钱挣回来，养成了一种急功近利的心理，跨国公司进不去，民营企业不愿意进，只问雇主能给多少钱，不问自己究竟具有多大的价值。更何况，一个对雇主没有价值认同的人，恐怕越有才对企业危害越大。责任感是中国MBA最缺乏的东西。
第七，重国际轻本土。中国的MBA虽然也提倡案例教学，但是大多数案例都是从西方买来的，自主研发的很少。国外的案例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严重脱节，谈不上指导意义。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转型时期，中国本土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本土经验和宝贵案例，相比较而言，比西方的经验更具价值，而我们却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农民运动讲习所”中的营销培训课
黄埔军校有其失误之处，但是如果全面否定它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从黄埔军校中走出来一大批将帅之才，国共两党的许多高级将领都出自于此。
但是，黄埔军校早期的成功实则应归功于共产党。初次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对于黄埔军校的创建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早在黄埔军校酝酿和筹备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介入其中：1924年，中国共产党帮助黄埔军校筹委会招收学生；张申府、茅延桢、金佛庄、周恩来等中共党员相继来到黄埔军校担任教职员，成为踏足黄埔的首批红色教官；在黄埔前6期工作、学习过的中共党员有近千人。熊永新、周猛：《追寻黄埔军校留下的红色记忆》，《解放军报》，2007年6月12日。
1955年，授予共和国将帅头衔的将军中有33人出自黄埔军校。
毛泽东对黄埔军校的筹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24年4月28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录取的时候，上海考区的主考官就是毛泽东。
在黄埔军校中，共产党人任职职务最高的是周恩来，曾任政治部主任。他在军校初期建设和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可以与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并驾齐驱。
应该说，黄埔早期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功劳是应该归功于共产党的，而共产党人后来创建红军的经验在这里也得到了最初的训练。
周恩来在政治文化教育、军纪法规建设和宣传工作等方面具有非凡的天赋。周恩来之前的两任政治部主任，基本上对军校的政治工作无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