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西方畅销之际，在国内也引起了轰动，国民党一度视之为“洪水猛兽”而严禁出版。
在此之前，不要说英美人，就连很多中国民众对红军也毫无了解，而《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版《西行漫记》的问世则第一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共产党、红军和毛泽东，并配发了大量难得一见的照片，一时洛阳纸贵，印数高达九万多册，轰动了全球华人。“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白色恐怖弥漫的地方，许多进步读者冒着生命危险竞相传阅乃至辗转传抄；不少热血青年像怀揣珍宝一样，秘密地携带《红星照耀中国》，抱着满腔爱国热忱，排除艰难险阻，辗转奔往红星升起的革命圣地--延安。”张小鼎：《西行漫记六十周年》，《中华读书报》，1998年2月18日。
《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与流传，迅速掀起了声援中国抗战的浪潮。白求恩在致友人的信中表明为什么要下定决心来中国参加抗战时，曾动情地说：“请读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张小鼎：《永恒的“红星”世界闪耀--纪念斯诺华诞》，《中华读书报》，2005年8月9日。
美国人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实则两篇巨制“软文”，第一次将中国共产党的品牌形象昭显于世。中国民众像读传奇故事一样开始关注毛泽东，西方人像读乌托邦小说一样开始关注中国红军。从此，中国的左翼团体开始向中国共产党倾斜，而西方的记者、作家、军人、政客也于1936年-1945年间纷纷到中国的红色根据地“朝圣”。
种种史实表明，《红星照耀中国》的问世并非埃德加·斯诺的偶然发现，而是毛泽东和共产党人有意识地“红色传播”战略的一个部分。
如果没有毛泽东的主动支持，《红星照耀中国》是不可能诞生的。1936年7月中下旬，毛泽东在保安的窑洞中不仅接受了埃德加·斯诺的采访，还长谈了十几个夜晚，回答了他的所有问题，而毛泽东主动披露的事实成了后来《红星照耀中国》的主要内容。借助于外国新闻记者，毛泽东巧妙地将长征传播了出去，让公众了解了真相，并且产生了震撼世界的轰动效应。
在军事战场的失利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将传播战场的主动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并最终扭转了局势，至少在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在传播战场上已经节节胜利了。
毛泽东在长征结束之后的瓦窑堡会议中总结了这次规模庞大的传播行动的意义，他认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道理正在于此。正如毛泽东所言，长征“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
三、新长征路上的“品牌战”
在我们看来，营销就是品牌核心价值的传播过程。我们无须借助西方的营销学理论来佐证，红军的万里长征早已说明了一切。
当代的营销战争已经超越了资金、技术的“硬武器”竞争，而更加偏重于文化的软实力传播。而当代营销的本质也就在于传播品牌的价值、思想和观念，从事件、新闻、事物、产品等一切品牌接触点入手全面整合消费者的心理认知资源，从而构建新的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在营销要素日益同质化的时代，只有传播可以创造差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长征是一个在传播学价值上超越所有营销概念的宣言书。
在传统的时代里，无论是战争还是营销，人们关注的往往都是其形式，比拼各种各样的“战争武器”或“营销武器”，很少有人意识到，战争或营销的胜利最终取决于“传播战场”。
当一个品牌被注入了精神价值的时候，它就会创造一种需求，以巨大的诱惑力吸引你渴望拥有它。伟大的品牌是用思想制造出来的，不但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还要经得起思想的磨砺。当产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决定品牌命运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产品蕴含的思想、价值和观念。
长征的营销学意义也在于此。如果我们将红军看作一个创建中的品牌，他们的实力绝对无法与武器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相抗衡。但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70多年后的今天，长征都被赋予了一种神话般的精神含义。红军战士虽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是依然相信长征是革命者为了传播革命理想而进行的不畏牺牲的伟大远征。在长征的路途中，有无数的人倒下了，同时又有无数的民众加入进来，跟随着红军的队伍穿越了西北部的中国国土，他们坚信：在路的尽头就是一个崭新的红色中国。
营销战即品牌战，而最有效的品牌战就是针对目标消费群的、行之有效的价值传播战。在中国共产党之前，国民党只是一个勉强纠集在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旗帜下的军阀势力，其军队的核心是有家有地产的军官，他们除了向西方资本集团献媚，以求获得更多的经济资助之外，似乎并不认为一定要向谁传播政党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