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跟着共产党和红军闹革命，建立起自己的红色政权”。当然，如此还不足以立刻就说服老百姓，还要给予承诺，而毛泽东的承诺是“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还要实行全民选举……”徐焰、马祥林：《重解长征之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
在广告宣传、群众动员之后，第三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建立基层革命组织，撒下革命火种，成立各种各样的协会（组织营销），如革命委员会、工会、农会、游击队、抗捐斗争委员会、革命先锋队等等，以保证红军离开之后，宣传和革命能够继续进行。
标语和口号毕竟还只是停留在形式上，要引起受众的共鸣必须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上，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落实到实处（行动营销）。因此，红军爱护老百姓、救万民于水火的革命行动成为一种最为有力的品牌传播模式。红军每到一地，都会带领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把打土豪得来的粮食、衣物分给贫苦群众，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燃眉之急。而在行军途中，当遇到一些饥寒交迫的穷苦人时，红军指战员们常常把衣服、被子或粮食送给穷苦人，从而达到了口碑宣传的效果。
“一粥一饭”，尽是传播之道！
长征是一次传播理想的伟大远征，锻炼了一支极具号召力的品牌传播团队。有关资料记载：“抗战爆发以后，连经历长征磨炼的红军的炊事员、卫生员都能到敌后发动起一片群众，创建一块根据地。”
可以说，长征是红军自上而下，自觉发起的一场“品牌传播”运动，它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第一次和人民大众零距离接触，用行动和事实面对面地向他们传播共产党和红军的精神、价值观、使命、宗旨、理念等革命主张，并成功地将国民党定义为“反动派”，划归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一丘之貉。而在此之前，普通民众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品牌的差别却并不清晰。
二、打造品牌形象
与此同时，红军也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媒体的力量积极争取舆论的支持，并且主动将长征的事迹对外传播，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
最早将长征传播出去的，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的陈云。从1935年开始，陈云先后整理出《英勇的西征》《随军西行见闻录》等文章在苏联和巴黎的媒体上发表。
1935年，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范长江首次在中国媒体上全面介绍陕北根据地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记述了在陕北苏区的见闻，以及与毛泽东彻夜长谈的全部内容，向人们介绍红军长征的英雄业绩和革命精神。当这些通讯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后，出现了读者抢购潮，连出7版，风行全国。
1936年12月，英国传教士勃沙特在英国出版《神灵之手》英文版，回忆了本人亲历长征的故事。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访问陕北红军。回北平后，他撰写了《毛泽东访问记》，于11月14日、21日首次在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上刊发。陈日浓：《长征的早期对外传播》，《对外大传播》，2007年第4期。
1937年1月25日，美国《生活》杂志注：《生活》杂志由卢斯于1936年11月在纽约创办。卢斯是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在中国长大，一生关注中国。从第9页起用7个8开整版刊发了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情况的报道，同时用数页篇幅配发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拍摄的一组题为《中国漂泊的共产党人的首次亮相》的24幅照片，除第9页毛泽东大幅戎装照片外，还有介绍延安红军将领的照片多幅，包括周恩来、朱德、肖劲光等人，并用全幅中国地图照片示意出长征路线图。
这是西方首次翔实地向大众介绍中国这支红色的队伍。史沫特莱如此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几乎完全是神秘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们行踪不定，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进行战斗。下面发表的这些关于红军的照片，是第一次被带到国外。他们的领导者毛泽东被称作‘中国的斯大林’，或者‘中国的林肯’。他的新首都在中国西北的保安注：1936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瓦窑堡，经安塞县境，于7月3日进驻保安（今志丹县），从此，这里便成了继江西瑞金之后的第二个“赤色之都”。193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保安，于1月13日进驻延安。
。”
“红星”开始在西方闪耀。多年来，处在劣势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首次以赢家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无论对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还是对中美关系大起大落的演变，这都是历史性的亮相。《环球时报》：《复兴之路》，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10月。
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评论说：“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新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拉铁摩尔称赞“红星”就像“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原来还另外有一个中国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