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传播，争取传播战场的主动权是红军走向胜利的一个关键转折。在长征途中，上至最高领导毛泽东，中至各级指挥员，下至每一个普通的战士，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向遇到的老百姓们宣传共产主义的愿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宗旨以及“北上抗日”的道理。卢志丹：《英雄式员工的长征精神》，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报刊是一种重要的传播途径。据统计，中央红军在一年多的行军途中，向11个省、6个少数民族地区将近两亿人口进行了革命宣传，并且冒着敌人的炮火坚持出版了《红星》《战士》《红炉》《前进》《干部必读》《战旗》《猛进》《红色战场》等一批报纸刊物。沈志勇：《跟红军学品牌传播》，全球品牌网，2007年4月6日。
“宣传单张式”的大字报、小报、标语是一种非常灵活的“终端媒体”。1935年2月27日，红军总政治部曾向各部队专门发布了一道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编写标语，瓦解白军，争取广大白军士兵”的命令。命令下达后，红军标语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红军每到一处不仅干部带头写、宣传人员专门写，一般战士也要写。
《红星报》就曾有过这样的报道：“赤”（红军某部代号）直属队两天内对白军士兵共写标语600余条；团机关到宿营地天黑了，还点了火把写标语；“山西”两天内共写了14800条标语，其中干部写了10000条。这些标语被刷写在红军途经道路上的所有房屋的墙壁上，成为一种独特的户外“墙体广告”。
长征沿途的红军标语形式多样，多姿多彩。除总政治部统一下达的标语外还就地取材，编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标语：有简洁有力的口号式标语，也有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式标语，还有许多富有浪漫情趣的民谣式、童谣式、说唱式标语。红军战士们散发了无数的革命布告、宣言、传单、捷报，创作了无数的宣传画作。这些传达理念和宗旨的口号，如“共产党是替穷人找饭吃的政党”“红军是穷人的军队”“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欢迎白军弟兄拖枪过来当红军北上抗日去”“只有工农红军才是抗日反帝的急先锋”，等等，刷遍了半个中国版图。师永刚、刘琼雄：《红军：1934-1936》，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0月，第75页。
红四方面军还专门组织了一个由20名石匠组成的刻字宣传队，在砂石岩上将标语口号镌刻成大字，即有名的“红军石刻”。川陕根据地保留下来的石刻标语有4000多条。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块“赤化全川”的石刻标语，字高5.5 米，宽4.7 米；字道深0.35米，宽0.7米， 笔画内可卧下一人；字间距离7.1米。整个字幅面积300平方米，离地面高度15米，数十里外都清晰可见。这些带有行为艺术色彩的“石刻标语”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将“品牌观点”刻在了老百姓的骨子里。卢志丹：《英雄式员工的长征精神》，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国外的毛泽东研究专家认识到了这种传播方式的革命意义，写道：“（红军）用能打动人心的标语口号向部队解释每一次即将到来的行动，很多村庄都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神圣使命并招募新兵。具有文艺天才的战士还给群众唱歌跳舞。这一切都带有毛泽东的风格。”\\[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胡为雄、郑玉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48页。
除了报刊媒体、广告标语、文艺巡演之外，红军还创建了“文化营销”“会议营销”“组织营销”“行动营销”四位一体的社会动员模式。
红军每到一处，第一件事情就是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文告（文化营销），广为散播，阐明自己的主张，同时揭露敌人的罪行。例如，1935年1 月12日，红军进入遵义城，进城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以毛泽东和朱德的名义发表了《出路在哪里》的文告，将自己的品牌主张第一时间用红旗和标语的媒体形式告遍全城。红军队伍无论是在入城仪式还是在平时的列队行军中，都会高唱毛泽东为部队制定的行动准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走到哪里就传播到哪里。
一轮广告过后，第二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迅速组织公开性的群众大会（会议营销）。红军进驻遵义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将各行各业的人召集起来，由红军领导人现身说法，用证言的方式消除老百姓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误解和偏见。而红军领导人讲话通俗易懂，态度亲切平易，服装朴素简单，看不出跟老百姓有什么区别。如红军进遵义后，毛泽东在群众大会上的发言就是如此，他先从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入手，提出问题：“穷人为什么受穷呢？”他的答案是：“就是因为政权不在穷人手里，地主、官僚压迫和剥削穷人。”一句话就说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引起强烈的共鸣。紧接着，毛泽东谈到了正题，即“穷人要翻身，就要拿起枪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