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流感”的救治过程当中，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加大了中国经济在未来患上“非典型肺炎”的可能性。
中国经济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开展了4 万亿元的投资计划、10 万亿元的新增银行贷款，这些巨大的投资拉动都在进一步地放大中国的产能。产能的进一步放大，加大中国产能过剩的被动局面，甚至可能造成产能严重过剩的集中爆发，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警惕。对中国日益加重的产能过剩的严峻挑战，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家，都要高度关注。
同时，产能过剩非常难以解决，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难题。企业投资一个工厂，实际上并不仅仅是设备投入。在产能总体投资中，设备只是其中一部分，有了设备就需要有土地去承载，有厂房去遮盖，有原材料库存维持设备的运转，有管理团队和工人进行设备管控。根据我们的经验，如果在设备上投入1 000 万元，那么前前后后围绕产能配套的整体投入平均将达到3 000 万~5 000 万元。一旦企业停产、限产，像美国治疗“猪流感”一样休养生息，就会造成企业前期投资的大量浪费和沉没，并背负难以消化的财务成本。可如果企业加足马力生产，这更是一条不归路，生产越多亏损越多。于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最终导致中国经济产能过剩，企业进退两难，举步维艰。
中国经济过去10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 ）高速增长，但民营企业的利润并没有快速增长，其核心症结就在于产能过剩。而且，中国大部分从事实业的民营企业利润微薄，金融危机后甚至出现部分地区企业批量亏损、倒闭、破产的现象，这都是产能过剩造成的恶果。
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实际上在过去已经非常严重了，但为什么没有明显发作呢？原因就是，在过去的10 年里美国人“寅吃卯粮”，拼命提前消费，而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实际上缓解了中国产能过剩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美国人的拼命消费延缓了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危机的引爆。金融危机以后，美国人开始节省起来并开始储蓄，追求收支平衡、不再胡吃海喝。虽然从长期来讲这有利于国际经济秩序恢复平衡，但是从短期来看必将对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形成巨大的阻碍，造成严重的阵痛。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决策通过4 万亿元投资、10 万亿元新增银行贷款来拉动国内经济，于是中国产能过剩爆发的时间点再一次被推后。可是，政府投资拉动的潜力也不是无限的，如果有一天中国政府的持续投资能力遇到瓶颈，那么产能过剩的顽疾就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大的冲击，更加难以救治和恢复。
总而言之，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数据的回暖乃至稳定，我们并不担忧，因为国家的投入、银行的新增贷款都上升到了历史高点。但正是这个历史高点，有可能掩盖了供需之间的严重背离，并将进一步造成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未来巨大的潜在风险。如果美国消费者合理储蓄并合理消费，而中国政府的投资增速趋于平缓，那么这些年被进一步放大的产能过剩、供需矛盾将突破历史高位，届时将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因此，中国企业界、政府都应对此有清醒的前瞻性认识。
此外，中国企业对上马新的设备、新的产能，一定要特别警觉。一旦上了新的产能，你可能会把过去挣的钱“吐”回去。其实做企业挣钱并不难，或者说做企业短期之内挣钱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你能不能持续赢利。
做企业最困难的一点就是稳定赢利、持续赢利，完全有可能因为一个关键性的决策失误，就把前面好多年赚的辛苦钱全部吐出去了。而最容易让我们赔钱的方式就是上马产能，因为它是一个固定投资，往往容易形成“沉没成本”，有账面资产而无实际价值。
所以，对于企业家来讲，控制成本并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最关键的，“控制固定成本”才是关键，因为“固定成本”是“高风险成本”，是最容易“沉没”的成本。所以，为了降低固定成本，我们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总成本。如果企业的成本构成是“低固定成本、高变动成本”，那么企业的经营风险就会大大降低，企业抗击重大风险的能力也会大大提高。尽管市面上很多的培训课程都在讲“成本控制”，但是企业家要注意，不同类型的成本之间有明显差异，不同类型成本的收益能力和风险属性也是有区别的，所以，控制和降低企业的固定成本（沉没成本）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经营理念，是成本控制的“重中之重”。管好固定成本，降低沉没成本，我们企业抗风险能力和战略弹性就会大大提高，这也是现在风险投资非常关注“轻资产”、“轻公司”模式的原因所在。因为“轻资产”模式能够更为灵活地应对经济紧缩期的风险，无论外部环境是“紧缩”还是“景气”，企业的抗风险能力都更能从容应对。
对中国经济来说，我们过去30 年只做成了一件事情，就是“低成本运作”。但是当今，市场格局和游戏规则正在发生重大的改变。
例如，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和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