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支出（即基建支出），行政管理费规模更大。
行政管理费总额目前仍呈增长势头，它占财政购买支出的比例最初只约为5%，后来稳步增长，1989年达到16%，此后略有下降，1993年又恢复增长，1999年达到16.4%；占GDP的比重也呈现出同样的路经，由最初的1.5%提高到1999年的2.5%。
我国各级政府运行中无效成本的恶性膨胀已经成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障碍。因此要大力宣传和研究政府成本问题，不断增强各级政府官员的成本意识和节约习惯，逐步使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二、政府高成本运行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1.市场能力不强
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一直处在相对短缺的所谓“短缺”经济时期。无论公共产品还是私人物品都是由政府或者政府兴办的公共产权组织提供，市场经济未得到应有的发展，市场主体不成熟，市场机制不健全，信息和竞争不完全，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较多干预，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摩擦成本，使政府成本不断增加。
2.政府职能界定不清
长期以来，由于政府职能没有法定化，我国党政职能交叉，政企、政社、政事不分，以政代企、以政代社的结果是政府职能不断扩张，导致机构臃肿、人员膨胀，加之行政管理水平不高，人浮于事、行政资源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加剧了政府的高成本运行。随着行政主体地位和权能的不断强化，政府职能被不断地进行简单分割，越切越细，越分越乱，政府职能被无限放大。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政府组织在履行管理职能时很难保证效率。因此，政府外部成本和交易成本不断增加，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3.制度转轨带来成本
政府改革总伴随着制度的变换。无论是“渐进式”还是“休克式”，制度改革都面临着不确定性，制度变迁总要增加改革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总要改变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它会产生改革的社会成本；在利益重新分配时，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也会带来高额的政府成本。
4.缺少法律约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不仅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要受法律约束，政府自身更要接受法律约束。政府的全部行为都要限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但一直以来，我国政府的行为缺少严格的法律规范。政府靠自己制定的红头文件来规范自身的行为，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很难做到令行禁止。所以，政府的高成本运行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二）内部原因
1.组织自身的膨胀
政府具有天然的自我膨胀倾向。首先，从组织学角度分析，任何组织里，组织成员的收入和组织产出规模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为了保证组织成员的收入，就必须努力使自己的组织机构发展壮大，而规模的扩大，又可能使薪俸提高、职务提升更为便利，权力的含金量更高。其次，现实中的政府官员往往也有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冲动，为升官发财培植亲信，选用自己的人，造成机关人员规模膨胀；再次，政府官员为保证工作顺利进行，会加大投入；地方官员为完成产值、发展速度等绩效指标，往往追求政府规模而不顾政府成本。
2.资源配置不合理
组织内部管理中，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最为重要。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机构内部存在着“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能升不能降”的用人制度，缺乏竞争的动力和压力，也没有严格的考核奖惩制度；干部一到年限就提拔，机构一有条件就升格，致使人员臃肿机构膨胀，人力资源不能合理流动，造成行政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无法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政府在高成本低效率水平上运行，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或者过度，实际都增加了政府成本。
3.政绩评价机制不科学
我国政府的绩效评价机制是一种“只问产出不问投入”或“只看过程不看结果”的机制，即考核指标是一种不计成本的结果评价，或不问结果的过程评价。这种评价机制极易造成某些政府部门为追求政绩，盲目扩充机构、增加人员，导致政府规模不断扩大，行政成本日益加大。
4.政府决策的低效率
政府决策的低效率必然导致高成本。由于部分政府机构和人员的自利性，政府决策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决策者的短视性等原因，使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很容易发生偏差。另外，开会是进行公共决策的基本方式，会议求真务实，决策的效率就高；但如果开会太频繁，会期太长，方式落后，议而不决，就不仅浪费与会人员的时间和精力，影响正常工作，而且必然要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影响合理的行政支出，导致政府决策的高成本。
5.公共产品提供机制落后
我国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相对过剩与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对不足，是政府自身的一大矛盾。它表明政府生产力的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