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有效成本增加，政府绩效提高的例证。反之，当政府有效成本不足时，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就会供给不足，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能有效地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发展。例如，国家对社会保障投入不足，造成下岗人员无保障、失业人员增多、就业困难等社会问题。所以，政府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努力增加有效成本的投入。同时要增强充分利用有效成本的能力，使之全部转移到新价值中去，不断提高满足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促进整个社会全面、健康、协调发展。
2.适度成本与政府绩效
政府成本虽然随着有效成本的增加而提高，但并不是无限的，因为政府绩效有一个最高限度。有终点。这说明虽然政府成本与政府绩效成正比，但这个正比例关系不是无限的，而是有一个限度。当政府绩效达到最高点时，政府成本再增加也不能使绩效更高，从而增加的成本成了无效成本。当政府绩效达到最高点时所需要的有效成本叫适度成本。为什么政府绩效不一直随着成本的增加而不断提高，而是当政府绩效达到最高点时，无论增加多少成本，政府绩效也不会再提高了呢？这是因为公共产品的供求平衡决定了政府成本必须适度，也决定了绩效最高点。
3.无效成本与政府绩效
（1）当政府成本超过了有效成本OC。出现了成本C。C2时，无论COC2有多大，政府的绩效总是在ER。上。也就是说有效成本OCO与政府绩效ORO所形成的曲线OE，在适度成本CO与最佳绩效RO相结合的E点成了终点。若政府成本继续增大，即射线C。C所形成的政府绩效是与射线C。C相平衡的射线ERO。COC上的任意一点C2与绩效所对应的任意一点Rz都在射线ER。上，并且任何时候R2=R……这说明超过适度成本CO的任何超量成本，都不可能是绩效提高。因此，COC2是无效成本。因此。政府规模要根据历史发展所处的经济、社会来确定，要把政府落在成本适度、绩效最高那一点上。
如果政府规模过大，造成机构臃肿，人员膨胀，即使成本增大，效率也得不到提高。
（2）当由于政府失误、制度不健全等原因，没有充分发挥有效成本的作用，使一部分有效成本转化成无效成本时，即成本从Co移至Cl，政府的绩效也会从Ro降至Ri，也就是说，政府的绩效就会下降。
比如政府没有经过论证就在城区规划建一化工市场，虽然取得了一定经济效益，但因为选址错误，对城区造成安全隐患和污染，既付出了机会成本，又承担了很大的风险成本，还付出了很大的社会成本；既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绩效也很低。再如政府权力运行中的腐败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就是政府一部分成本变成了无效成本，因腐败而使政府付出的成本，对国家和人民毫无益处，政府也因腐败降低了绩效。
（3）当C。移到o处，即OC=CoC也就是说整个政府成本成为无效成本时，政府就无绩效可言。如“文革”十年内乱，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结果不但没有促进社会的发展，反而破坏了社会已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总体上看是毫无绩效可言。
对中国政府成本的现实考察
一、中国政府成本现状
政府成本，特别是对于隐性的、制度性的、外部的成本和机会成本度量起来非常困难，就我国的公共机构规模和运行成本而言，有学者做过统计：1997年我国服务业全额由财政供给的机构有631，266个，当年共开支经费35，945亿元，其中预算内支出2555亿元，占到当年财政支出总额923，356亿（不包括国内外债务）的27.7%。属于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的机构有280，458个，占服务业全额机构数的44.3%，经费开支全额1，794亿元，其中预算外资金为502亿元，预算内资金l.292元，占到当年国家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支出l，358亿元的95%。服务业差额和自收自支单位有134，035个，当年收入2，424亿元，其中业务收入1，944亿元，其他为预算内及专用资金和专项资金支出480亿元；服务企业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共有机构63，897个，当年收入2，185亿元，利润总额85亿元。三种类型的公共服务机构共有829，198个，当年各种收入8，203亿元，占当年全国财政支出总额923，356亿元的87.9%。我国公共机构当年支出几乎占全国财政支出的90%。
一些学者对于“行政成本”情况做了较详细考察，在行政支出方面，由于一度出现机构和人员失控，行政非投资性费用迅速上升，虽然也采取多种措施控制行政费用增长，例如推行机构改革，压缩人员编制，执行“八不准”，但效果不大。行政经常性费用占购买支出的比重，改革初只有5%，1998年开始突破两位数，1996年最高超过14%，增长将近两倍，之后一直保持在13%和12%的高水平上，如果考察行政部门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