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履行得很少。
再譬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社会转型期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口号，因为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市场经济，要优先讲效率，抓经济；“兼顾公平”的意思也很明确，就是要求政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优先发展市场经济、体现效率原则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促进全面协调发展。但在实践过程中，有些地方把优先变成了“优位”，变成了公平为效率让路，甚至以牺牲公平为代价保证效率；兼顾变成了“不顾”，变成了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使公平沦为效率的陪衬和装点。
而且，讲效率逐渐演变为只讲经济效率，不讲社会性效率；有些政府官员在效率优先的旗号下，热衷于招商引资，迷恋于洽谈生意，以至于发展到权力寻租，官商勾结；至于公平正义、安全秩序、环境优化等等，则置之脑后。政府对效率的过度偏好，必然导致在公平领域的严重“缺位”；而政府一旦离开公平和正义，被效率牵着鼻子走，就降格为与市场主体同一水准，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人了。
根据以上分析，中国政府的现实角色定位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全球化背景下，处于大变革和体制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到底应当扮演什么角色，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面对多元社会对政府管理的多重需求，人们曾从不同的角度描画政府的角色：或者针对全能政府的弊端提出“有限政府”，或者针对巨型政府的弊端提出“小政府”，或者针对人治的危害提出“法治政府”，或者鉴于政府运转的高成本和行政腐败提出“廉价政府”，或者针对官僚主义的低效率提出“效能政府”、“企业化政府”，或者出于公共性的考虑和政府缺位现象提出“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等等。这反映了社会对政府角色的多元诉求。
其次，我们认为，在应然层面上，当代中国政府应当按照“改革者、执法者、协调者”三位一体的思路进行自我角色定位。具体来说，在政治生活中，中国政府的角色主要是一个改革者——参与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以及自身改革方案的设计与制定，并推动改革；在经济生活中，政府不是“经济人”，也不是“运动员”或“教练员”，而是“裁判”，即公正超脱的执法者——依法运用经济杠杆、法律规范和行政手段来宏观调控经济，微观服务经济，规范经济行为，仲裁经济纠纷，制裁经济违法，营造良好经济环境；在公共管理中，政府的角色主要是一个协调者——按照公共性原则，协调各种关系，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协调各类资源的合理配置。这种三位一体的角色定位，可以简要地描述为“服务型的有限责任政府”模式。
三、转型期的中国政府角色重塑
在中国社会处于全面转型期的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发生了新的变化。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中国各级政府必须进一步转变管理理念，重新调整职能重心，转换自己的角色，尽快实现政府转型。也就是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给政府提出一个角色的重塑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之快，是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与之相适应，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调整的幅度之大，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这种因社会快速发展而引起的政策不断调整，给政府职能转变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也把政府角色重塑问题推向社会政治前台。
从一定意义上说，政府角色重塑就是政府转型，因为“重塑”和“转型”都带有彻底改革的性质。对所谓政府转型也应当作广义的理解，即政府由现实型的实际角色向理想型的预期角色转换。这种角色的转换与职能的转变一样，将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譬如，由一个具有深厚人治传统的政府转换为法治政府，由一个习惯了推行政令和行政管制的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由一个习惯于问责他人的权力政府转变为被他人所问责的责任政府，由一个习惯于为民做主的父母官政府变为让人民做主的民主政府，由一个只管过程不问结果、习惯于审批资源的官僚制政府转变为注重结果与绩效，少花钱多办事的效能政府，是很不容易的。明人吕坤曾总结治道变革的历史经验时说：“变民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仕风难。仕风变，天下治矣。”官场风气和政府行为习惯是最难改变的，因为“帕金森定律”决定了权力世界具有巨大的历史惯性。唯其转变难，才须提早转变，下大力气转变，借助制度和法律来转变。“仕风变，天下治矣”意味着政府职能转变和角色转换完成之日就是社会转型期结束之时。
公共管理中的政府职能
一、政府职能的含义与特点
政府职能，即政府组织的职责和功能，在法治国家，是指政府依法应当行使的职责和所具有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