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创立之初我与我父亲相商过这种做法，结果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他在30年代学过经济学。这种无意中插的花，竟然今天开放得如此鲜艳，成就华为的大事业。” 可见，华为的员工持股制度，让员工从打工者身份转变为企业的主人，这是实现全员参与经营的关键。
任正非在发展独立核算事业部、培养“工程商人”和推行员工持股制度等方面，与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经营模式有很多相通之处。
【相似的人生经历】
稻盛和夫和任正非管理理念的相通，源于相似的人生经历：二人的童年生活都非常困窘，而且都与科研沾上边，都主张艰苦奋斗。稻盛和夫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成绩都很一般，并非什么优等生。他上中学时，正值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由于美军的空袭，稻盛和夫所住的小镇被焚毁，他家的房子也被烧掉了。一连多日，稻盛和夫全家都没有食物充饥，只能挤住在简易房里。
稻盛和夫说：“（那个时候我就暗下决心）要拼命努力。正是因为有了孩子王这样的性格，我想我才能做到这样。正是这种逆境使我变得更坚强，也是我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任正非的童年也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在他的名篇《我的父亲母亲》中，任正非回忆了他的父母是如何省吃俭用养活几个孩子的。当时粮食紧缺，任父按照严格的食物分配方法，保证每个孩子都有吃的，都能活下去。任正非说：“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我那时十四五岁，是老大，其他弟妹一个比一个小，而且不懂事。爸爸有时还有机会参加会议适当改善一下生活。而妈妈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的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和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如果不这样，总会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
在国家建设初期，自然灾害让任正非真正理解了“活下来”这句话的含义，如果不与命运抗争，不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将不会有出头之日。
任正非和稻盛和夫都是先做科研，然后再通过组织的力量实现事业的腾飞。稻盛和夫大学毕业后，和同学来到松风公司工作，不过该公司连年亏损，工资不能及时支付，工会经常组织员工与管理层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松风公司每天都处在内忧外患的困扰中，经营惨淡。因为长期的付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很多工人都想最后捞一把就走。
面对这种情况，稻盛和夫却专注于技术研发，他认为只要突破技术障碍就能夺回市场、重振雄风。当时，日本本土生产的瓷器高达几万种，松风公司靠代工、模仿别人已经走不通了。此时，稻盛和夫提出采用镁橄榄石瓷做产品，公司管理层也觉得可以尝试。虽然前期需要一些投入，但是管理层还是很快安排稻盛和夫主持新型瓷器材料的炼制和成型工艺技术的研发。经过很长时间的探索和试验，稻盛和夫成功合成了“镁橄榄石”这种新的陶瓷材料。随后，稻盛和夫又用这种新材料研制成功了U型绝缘体，并使公司获得了来自松下电子工业的大量订单，公司经营渐好。但后来，稻盛和夫被迫离开了原公司。
稻盛和夫随后创办了京瓷公司。公司成立之初，稻盛和夫根本不懂管理。稻盛和夫说：“在京瓷成立之初，准备工作该如何进行，我一无所知。从创业后的第一个月开始，虽然只有28名员工，但为了向他们支付工资、奖金，资金的周转应该如何运作，我也摸不着头脑。产品唯一的客户是松下电子工业，我忙于去交货，忙于收取货款……作为经营者，我对此烦恼不已。” 当时，稻盛和夫既要管理公司，又要负责技术，还要到各厂家争取订单。身兼多职，任何一项决策出现失误，都将给公司带来很大的损失。后来，稻盛和夫在阿米巴的裂变中获得启示，将京瓷公司划分为多个独立核算的小组织，在解放自己的同时，也让公司获得了飞速发展。
和稻盛和夫一样热衷研发的任正非，出生于1944年，他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并入重庆大学）毕业后，进入某军工企业做科研。1988年，任正非从部队转业，到深圳谋发展，当时还想做科研，不过很快他就认识到单纯一个人做科研，是不能赶超时代的变化的，关键要组织别人、发挥团队的力量才能做大事。任正非说：“我刚来深圳还准备从事技术工作，或者搞点科研的，如果我选择这条路，早已被时代抛在垃圾堆里了。我后来明白，一个人不管如何努力，永远也赶不上时代的步伐，更何况知识爆炸的时代。只有组织起数十人、数百人、数千人一同奋斗，你站在这上面，才摸得到时代的脚。我转而去创建华为时，不再是自己去做专家，而是做组织者。在时代面前，我越来越不懂技术，越来越不懂财务，半懂不懂管理，如果不能民主地善待团体，充分发挥各路英雄的作用，我将一事无成。”
现在，任正非管理的华为已经有十几万名员工，近一半人从事科研活动，而近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