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招呼。他有点不高兴，说：“老板，我来了。”老板看了他一眼，又扭头看电视。
过了一会儿，他实在忍不住了，就说：“老板，没有事的话，我要回去了。”
老板说：“好，那你就回家吧。”
员工为这件事在心里咒骂了很久：这个老板完全是拿我开玩笑。他算什么！哪有资格当老板啊！
其实是这个员工错了，他的“警觉性”太差。如果换成我，去了不会跟老板讲“我来了”，老板不问，我绝不会打搅他，当然，我也不能坐在那儿陪他看电视，那是自毁前程的举动。我会去陪他的孩子读书，帮助他的孩子做作业。反正都已经去了，为什么不做点正当、有意义的事情呢？你做了，老板自然会看到，看到以后，就极有可能对你另眼相待。
我曾经在一个五星级饭店跟他们的总经理一起喝茶。
这个总经理指着前面的两个门童对我说：“你看，这两个人，左边这个将来是有前途的，右边那个，不行！”
我问：“你怎么看出来的？我觉得他们的长相都差不多啊！”我故意发问，这能够得到他的回应，面对一个中国人，你如果一本正经地问他，他就可能不说。
总经理回答：“你仔细看看，右边那个人，没人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发呆，不会自己找事情做。左边这个人就不一样了！他口袋里面有块抹布，没事做的时候，他就东擦擦、西擦擦，当有人走过，他会留心观察、注意这些人。”
我问：“他这么做有什么用？”
总经理说：“某一天，有一个人急急忙忙跑到我们饭店，说自己有紧急的事情找他的老板，但是电话打不通，只能到饭店来找。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老板是谁，结果左边那个门童就说，那个老板一个小时以前来过，后来去了某个地方——这个线索非常重要。”
说到这里，总经理笑了笑：“这样一来，我的饭店就因为他而得到好口碑。”
如果左边这个门童脑子里有强烈的分的概念，认为老板没要求的就不管，饭店经营的好坏是老板的事，跟自己没有关系，那他就不会有突出的表现，也得不到领导的认可。中国人常说，人在做，天在看。在一个企业中，“人”就是被领导者，“天”就是领导者。被领导者的所作所为，领导者都会看在眼里，可能暂时不会有反馈，但是你的一言一行，都会在领导者那里形成一个印象，让他决定如何用你。
所以不必分什么领导者该如何、被领导者该如何，不必执着于权利与义务的观念。那是西方人的观念，并不适合我们。你有什么权利？你又尽了什么义务？权力和责任说清楚，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一般人对权力总是记得比较清楚，而且也会看得稍微膨胀一些，因此拥有权力的结果，不是“滥用权力”，便是“逾越权力”，这种“滥权”、“越权”的现象，使得中国人不敢轻易“授权”。相反，越清楚自己的责任的人，就越不敢负责，于是能推即推，能拖便拖，认为最好不要以自己绵薄的力量来承担这么重大的责任。
被领导者要是跟领导者说：“有事我负责。”领导者就会觉得很可笑，你能负什么责？你讲得好听。还有很多人跟老板说：“这是我的权利。”你若是将权利看得那么重，以后谁还敢给你权利？年轻人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很多是来自西方的观念，诸如权利、义务、人人平等这些并不适合中国，你要是真这么认为，就把自己害死了。
年轻人要多学习，但是学了知识以后，却把自己害死，这就得不偿失了。年轻人接受了西方人的管理思想以后，觉得要制度化，要按部就班，要分清权利和义务，每个人都很计较，心想：领同样的钱，为什么我要多做？他请假三天，我不能只请假两天，即使没有病，也要多请一天病假——这种事情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因为我们以前没有法律，而现在有，所以谁也不会动脑筋去想。以前都是老板说：“你赶快回去，你发烧成这样还来？回去休息！”现在不一样，员工动不动就打电话请假，因为他觉得别人都请，自己没有请，就划不来。他的动机、心态全都变“坏”了。被领导者要是都这样想，只会路越走越窄。
还有些人认为自己进入一家公司，只是来工作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工作方面的事，可以听领导的，工作以外的事，谁都无权干涉。领导者更不能命令自己做这做那。比如你的领导非常忙，经常下班以后还在外面应酬，有时会很晚才回公司处理事情，而且吩咐你等他，以免他有要事找你。可是你等了，他却未必有事找你，这种情况下你等还是不等？有的年轻人可能认为，下班后是我的私人时间，领导不应该占用，于是直截了当地拒绝。这样的人脑子里过于在乎分，公与私分得清清楚楚，其实在中国社会，公与私之间哪有那么明确的界线呢？当然也不是说，被领导者就需要无条件地服从领导者。有些人不敢反抗领导，但是一等再等，总会很生气，也很无奈，这种情绪难免会带到工作中。第一次等没有错，必须体谅领导的难处。但如果你每次都乖乖地等领导回来，领导并不会认为你敬业，反而会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