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型的一批媒体并购并未在历史上留下值得骄傲的一笔。然而，我们却无法就此断言媒体并购绝对不能创造价值。上一章的案例意在警戒，但也为何时才应该进行并购提供了线索。成功的收购一般出于三种原因。
首先，战略事宜。如果收购方具备独一无二的能力，能够从并购中获取利好，那此时买方和卖方都能从并购中获益；收购方之所以在这宗并购中拥有这种获取利好的独特能力，通常是由于收购方在某个领域具备规模经济，能够比别家淘汰更多的基础设施。如果收购方所出的价格仅小幅高于排在第二位的买家；再加上最富战略意义的买家与卖家之间存在独一无二的协同效应，而这一协同效应中的大部分被留给了收购方的股东，那这样的一桩收购就能行得通。不幸的是，通常来说，在一桩并购中，几家感兴趣的收购方会带来大致相同的协同效应，这就不可避免地招致买家的竞购战，从而将所有潜在价值转移到卖方一边。
即使某公司明显是最富有战略意义的买家，却还是不足以确保股东的利好。如果排行第二的买家出了一个不合理的高价，或者卖方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最富有战略意义的买家仍然要做好放手的准备。正如康卡斯特公司–AT＆T宽带并购一例所示，即使是一家卓越的运营商，并拥有令人信服的战略逻辑，也有可能对某一资产太过心急。
其次，并购中存在投机取巧的机会。对买方来说，成功进行并购的挑战在于，一桩从战略上看似合理的交易，其潜在利好却通常会因为竞争而大量倒向卖方。并购中有可能出现各种情况限制上述竞争，并为买方制造机会，让它将更多的协同价值争取到自己一边。卖方有可能有某些合情合理的非经济性目标，比如要让一些关键的股东继续扮演某些角色，或是希望保留一定的文化或运营特质；这些目标可能会让某位特定买家占据优势。在出售一家所有权分散的公司时，此类优势确实有出现的时候，但这种情况十分罕见。即使该公司是一家私人公司，但拥有者是一些各怀目的的家庭成员，那么无论在操作上还是法律上，买家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几乎只能是卖出最高价。
有时候，尽管某些买家颇感兴趣，却有可能分身乏术，要不然就受财力掣肘。恶劣的经济环境可能会为资本充足的公司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如果与之竞价的战略性对手无法参与角逐，资本充足的公司可以顺势将目标纳入囊中。尽管卖家通常试图控制并购发生的时间，以便最大限度地让感兴趣的各方参与角逐，但有时局面并不在它们的控制之内。
最后，不管脑子聪明还是撞了大运，都不是什么错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这样一宗资产：它并未给买家带来战略性的利好，但最后人们却发现这宗资产本质上比所预料的有价值得多。通常会有人就此放一放马后炮，将其解释为非凡的远见，但这一类情形更有可能是撞了大运的结果。迪士尼并未真正预见到ESPN的最终价值，迪士尼对ESPN的所有权也并未对ESPN的运营具有明显的影响。赫斯特曾于1990年以不足两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ESPN20％的股份，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但达成这桩买卖只是因为一项优惠的税收规定，该规定使赫斯特得以有效地调配此前出售旗下一套有线电视系统所得的进账。在赫斯特购买ESPN的股票之前，大都会\/ABC（Capcities\/ABC）广播集团曾经拒绝ESPN提出的并不算高的要价，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ESPN的这些股票未能吸引其他各方的兴趣。事实上，ESPN早期有一些颇为可观的损失，这一点成了推动ABC公司在1985年被出售给“大都会”公司的主要因素。无论如何，迪士尼公司在ESPN频道持有的80%股份大幅升值，因此在整个大都会\/ABC收购中，尽管人们所预想的战略性核心业务业绩不佳，ESPN股票的升值却仍然足以抵消核心业务的不良业绩。
辨识出被低估的资产是一种重要且宝贵的技能，但投资者们会在投资专业人士身上寻找这种特质，却不会特意在经营管理人员身上寻找。如果人们由于看中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首席执行官沃伦·巴菲特身上的这种特质而投资该公司，那是合情合理的举动；但尚未有哪位媒体高管展示出系统挖掘这种机会的能力。当私人股本投资者以高于战略性媒体公司的出价竞标一项资产时，部分原因在于私人股本能够积极地运用杠杆，从而具备较低的资本成本。另外有一个因素同样重要：私人股本投资者采取的投资理念有可能比战略性运营商更加激进。毋庸置疑，私人股本公司采取此类举措的结果有好有坏，但广而言之，跟私人股本公司比起来，媒体管理团队普遍靠的是运营技能，而不是与市场斗智斗勇的技能。
在我们对可行的并购作出种种限定以后，人们可能会得出结论，认定我们已经一举抹杀了并购中所有的乐趣。诚然，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意在警示媒体巨头以牺牲股东的代价换来了这种乐趣；但以下这种假说也并不正确：对于成熟的媒体公司来说，唯一可行的并购要满足如下条件——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公司有种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