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奴隶制并不合法，合同却受到法律保护。尽管如此，涉及个人服务合同的法律条款仍然十分复杂，设限也十分严格。尤其在加州的法规环境下，这些限制格外繁重，对雇主颇为不利。传媒业中的每个领域都有着各自制定合同的惯例。在电影行业，一旦对象涉及大荧幕上露脸的人才，交易普遍是一锤子买卖，尽管有时会附加一些针对续集的条款。在图书行业，作者通常会给自己的出版商提供购买下一本书的机会，但也只是给出版商留下一种选择，让他们有机会把价码加到其他出版商许下的价位。唯一例外的是唱片行业，其惯例做法是一揽子签下好几张唱片。因此有人可以声称，如果一个无名小卒在发行第一张唱片后迅速走红，音乐公司发掘无名之辈有功，那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摘桃子，在随后发行的唱片上把第一张唱片带来的好处变现。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唱片公司不希望第二张CD得到如下评价——“就像歌手今早在自家浴室里哼了一段”，那公司必须重新协定合同。音乐公司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强制执行已经拟定的合同，但人们普遍认为这种举动妨害业务，而且人才常常可以找到办法脱身——只要问问那位再次改名叫作“王子”的音乐人，即知详情。另外，如果一位当红炸子鸡跟公司签订了一份高价的长期合同，但突然间风头不再，此人定会强制执行合同，此人的结局也差不到哪里去——只要问问玛丽亚·凯莉，即知详情。无论有多少花样百出的官司，在以人才为基石的行业里，基本的经济元素不会改变：硬币扔到正面，轮到人才赢；硬币扔到反面，轮到企业赞助商输。
说到富有才华的管理人，他们的忠诚度可堪媲美艺人。卖出的最佳时机是达到市场峰值的时刻：这时该管理人制作的上一季电视剧、电影或唱片让此人看上去像是长了一根点石成金的手指。杰米·塔希思（Jamie Tarses）制作了不少大热剧集，比如《六人行》和其他一些“不容错过”的剧集，使全国广播公司（NBC）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几年中一跃坐上了美国电视网头号宝座，而她本人也因此广受赞誉。她随即迅速变现了正如日中天的名声，摇身一变加盟竞争对手美国广播公司（ABC），成为娱乐部门的负责人，也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在三大电视网登上如此高位的女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她无法在美国广播公司重现辉煌（虽然她的确未能再现辉煌），而只是在于，经理们非常善于将自己的实际价值或表面价值兑换成哗哗响的钞票。
不过，推而广之，跟在其他行业一样，卓越的管理层在媒体业也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优秀的管理人员同样是罕见而神秘的人物，董事会乐意为他们掏腰包。但处在竞争性行业的董事们可要格外小心。如果他们刚刚接纳了一位一级棒的新经理，此人原本所在的公司处在拥有进入门槛的行业，结果董事会把他塞进了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恐怕接下来就会有人哭鼻子了。沃伦·巴菲特说过，当一位以卓越著称的经理遭遇一家以基础恶劣而闻名的企业时，结果总是“无损于企业的声誉”。
最后还有一种论调认同人才可以成为竞争优势，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形：该人才是公司的拥有者，因此两者的利益达到了统一。显而易见，人才通常“拥有”其劳动成果。但比较少见的是，人才对劳动成果的所属权用公司的形式来体现；同样少见的是，还有其他人分享公司的所有权。这种情形并非新闻。从1919年查理·卓别林、道格拉斯·范朋克、大卫·格里菲斯和玛丽·毕克馥创建联美公司，到1999年“玛莎·斯图尔特生活全媒体”公司上市，历史上已经有过不少类似的尝试，而这些尝试背后都有诸多金钱和创意的推手，力图在常常产生分歧的管理层和创意人员中起到桥梁作用。但这种努力都没有好结果，原因有二。
首先，有关员工持股的数据显示，员工持股的结果最多只能说是好坏参半。尽管拥有所有权的员工们共同工作，追求共同的利益，听上去笼罩着一派浪漫气氛，但一直以来，实际情况却少了一些诗情画意。一般来说，不管员工是拥有极少还是极多的所有权，看上去都有好处。但不幸的是，有证据表明，在上述两种情形之间存在一个庞大的中间地带，这种情形下的员工拥有足以影响公司决策的所有权，但其所有权又严重地受到外部投资者的冲击，导致员工的经济利益明显与其他股东不一致。举例来说，当工会控制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时，某些多愁善感、支持公司归员工所有的人们被事实吓得胆战心惊：他们发现工会一直在给公司施压，以便把价值从整个公司转到工会成员手中；而现在工会的举动变得更加得心应手，因为它已经控制了公司。鉴于其中涉及的计算可谓一目了然，事情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吃惊的：如果工会拥有公司的55%，他们每从股东的腰包里掏一美元到工会会员的口袋里（不管是通过发放福利、薪水，还是改变工作规章），就赚了45美分。
其次，即使能够通过所有权完美无缺地将参与者的利益统一起来，人才的本质却决定了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整形外科和医疗技术一直在进步，所有的证据却都表明，人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