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很简单：过去的言行可以预测未来的言行。由于性格和品行一般都是恒定的事物，在某个时段的不端行为会是以后人生旅途中不端行为的一个预兆。如果你缺乏观察某人品行的指标，那就应该认真想想该怎么办。其实，解决这一问题，只需去了解那些在正式场合积极强硬却在私人场合富有同情心的人。
第七，接受忠诚转变。阿富汗就是一个忠诚转变的典型例子。在冷战时期，这个国家曾是我们敌对国家的敌人，还被美国视为盟友对抗苏联。然而，岁月如梭，到了2001年， 我们提供给阿富汗的曾用来对付苏联军队的毒刺导弹却被用来对付我们自己的士兵。而俄罗斯人现在还能对我们攻打塔利班提出建设性的策略。
企业收购、兼并、合资经营，甚至人事变动同样可以使昨天的敌人成为今天的盟友。只要看看历史悠久的摩根大通公司：一个名副其实的肥皂剧般的并购史， 在摩根的并购中涉及了相当多的重叠的竞争者。所以，在和你最大的竞争对手相处时，你更有理由去展现良好的品行，在和最轻视的对手交往时，也应该保持敬意。世界变化很快，你根本不可能预测到你的利益会和哪些难以想象的玩家重合。
第八，带着戒备心理与对手同眠共枕。在这个忠诚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总会有对手。但有机会和对手互惠合作的话，千万别怕，只需谨慎行事即可。
有些地方中情局官员根本无法前往。还记得一位理想的情报官员经常被称为是“城府极深的童子军”吗？没错，但这个世界上，“城府极深的童子军”也有许多地方不可前往。恐怖分子们在选择军事基地时就恰恰利用了这一点，比如奥萨马·本·拉登在选择恐怖组织总部时，就把总部选在了诸如苏丹和阿富汗等对中情局来说行动极其困难的环境里。但也有许多国家对美国及其境内的恐怖分子训练营都持敌视态度。中情局依靠这些“敌对国家”中有限的合作关系，对恐怖分子嫌疑人实施抓捕、拘留，有时还对他们进行引渡。尽管两国之间的公众存在敌意，但两国还是经常在这些反恐行动中配合。
从一个（希望中的）现实的角度出发，当利益大于风险时，企业同样应该愿意与自己的“敌人”进行合作——无论那是一个竞争者，还是一个曾经有过不愉快的前同事，或是一个调查监管机构。在与他们进行合作时，保持好你的优势。同时，敞开机会之门准备和那些最不大可能的伙伴进行合作。
第九，紧急事情紧急行动。这听起来好像是句废话。然而就有一种人会把所有工作当作一种危机。在某些组织中，“有紧迫感”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美德，即使实际情况除了紧急之外并没有其他任何意义。然而，在许多情况下，着急只会使事情变得糟糕。
情报官员工作中另一个比较困难的方面就是其盯上的目标人员获悉了中情局的招聘目的。想想如果你是一个潜在的间谍分子，假如与你关系密切且你极其信任的一位朋友突然告诉你她有一个秘密，说她之前告诉你的很多个人情况都是假的——其实她是一位中情局情报官员，并且她还让你冒着生命危险定期向她泄露绝密信息。很显然，这样的请求很难处理。如果某位情报官员这样鲁莽地采取行动，他就会葬送与目标的亲密和信任关系，还可能会遭到目标的拒绝，甚至还会被目标举报。所以，即使间谍分子果真掌握了紧急信息，情报官员也需要谨慎行动而非仓促行事。如果仓促行事，只会适得其反。
然而，我认识的许多商界管理人员都觉得在工作中什么都可以接受，唯独不能接受没有紧迫感。他们喜欢员工随叫随到，喜欢员工提前一天干完所有的工作。这种风格的管理者一方面会赞赏那些匆忙行事，急于赶超任务的员工，另一方面还会谩骂那些完全知道本来可以晚些时日再交报告的员工，只因为管理者缺乏耐心，员工却不得不周末赶工。这种管理者做事也不懂转换优先顺序。如果你的团队成员对事情的轻重缓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当真正关键的事情来临时，他们就会立即调整并重新安排事情的主次关系。
第十，尊重法律带来的意外之果。中情局官员总是在密切关注政治、经济，甚至工业领域的变化给利益目标所带来的间接结果。例如，某个地方发生的一场军事政变意味着突然会有许多被迫交出权力的前任高官，这些官员对新政权很可能充满仇恨，还急需资金。换句话说，招聘他们的时机成熟了。裙带关系对正在物色情报分子的情报案件负责官员来说也大有益处。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任命他的女婿而不是某位多年来鞠躬尽瘁渴望晋升的官员担任显赫职位时，这位失宠官员很可能会心怀不满，便会盼着友好的美国政府的代表来访。
企业界也可以利用一些意外之果。你的竞争对手也许正在考虑裁员，那现在就是吸纳他们的顶级人才的大好时机，说不定那些免遭裁员的员工也正急切地想得到更稳定的聘用；供应商遭遇繁琐的法律诉讼和不利的监管裁决可能意味着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以折扣价达成长期合约；某位高级合伙人或某家咨询公司在法律诉讼中遭到当地媒体的负面宣传，那就意味着曾经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