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通过广播和电影进行宣传。霍尔既没有其他的意见、计划、目标，也没有合作者。尽管梅奥对于把心理学全面应用于政治问题深表赞同，但他还是不得不对霍尔的提议泼冷水，因为其立意过于狭窄，也没有包括行政官员的培训计划。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8月正式爆发时，梅奥仔细地思考了促使其核心理念成形的世界政治局势和政治学家。他认为，这个世界曾经是老派傲慢人物的世界，一个由拥有虚衔的富人组成的垂死的贵族阶层，适于扔到垃圾箱里。他相信，自己属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是19世纪的遗老，依然相信文明、社会准则以及迪尔凯姆、帕累托、莱普利和布鲁克斯·亚当斯等人所宣称的社会秩序意识。人类文明的大敌是德国。“在我们的生活中，德国人是黑色大怪物式的人民，”梅奥写信告诉帕特丽夏，“这是因为卑鄙下流、嗜血成性的小人希特勒以及他那群欺凌弱小的走狗。他与那精明的朋友墨索里尼效仿了弗雷德里克大帝和凯撒大帝。”
除非当战争结束时斗争双方的掌权者被新的领导人所取代，否则未来希望渺茫。他认为，用同样死气沉沉的其他贵族政治—一法西斯主义——来取代目前的贵族政治是愚蠢的。他希望新的领导人是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们能够行使社会职能，不屑于物质奖赏，并拥有两个主要特征：其一，他们应该远离“强词夺理的……夸夸其谈者和……各种主义”，除了技术专长以外，还要发展一种高超的管理才能，这种管理才能建立在一套如何促进和实现自发合作的知识基础之上。其二，他们应该完全抛弃单一复杂的权力论的想法；他们应该认识到，在危机中，中央集权当局是有效的，而在平常的时候，权力则必须归还给外围组织。除非这样一种两阶段权力理论得到确立，否则自发合作永远发展不起来，民主政治仍将是一套混乱的政治制度。
这些想法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出现在梅奥的头脑里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们再度出现，并得到了以下两方面的支持：其一，罗特利斯伯格关于组织的正式和非正式特征的想法。其二，帕特丽夏向梅奥推荐的由约翰·菲吉斯（JohnFiggis）所著的《宗教与现代国家》（ChurchandtheModernState）。
梅奥的思想未能出版。1940年7月，牛津大学出版社邀请他为一系列宣传册子撰写关于世界事务的文章。这些小册子描述的是德国纳粹党人对劳工和工业的专制。这套丛书将广泛散发，并充当反纳粹的宣传资料。梅奥撰写了一篇题为“最后的防线”的文章，对工业文明中的政治问题进行了总结性的陈述。这篇文章没有发表。杂志社主编这样写道，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有文采，学术气氛太浓，以至于超出大多数读者的理解能力。当时，梅奥身体不佳，没有对文章的修改提供任何建议。在给唐翰的一封短信中，梅奥的观点是：“我在二十九页纸上写下了本该占用二百九十页纸的文字。”
“防线”指英吉利海峡。梅奥的文章警告美国人，如果纳粹分子越过了这道防线，那么大西洋将成为“最后的防线”。据此，梅奥的意思是，这场大战是为了努力保卫民主免遭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毁灭，而不是像这些独裁者所宣称的那样，免遭资本主义、犹太人和其他所谓的国际金融操纵者的毁灭。为了支持这个论点，梅奥起而声援资本主义。他指出了工业化所创造的大量的物质利益，并表示伴随工业化而来的社会“疾病”是变化太迅速，而不是变化本身所造成的。接下来，他声明，在资本主义兴旺发达的民主国家中，物质生活水平很高，社会进步巨大，人们自由自在地从事对变化的研究；而在集权国家中，居民被囿于领导者的个人缺陷之中。
民主国家带来了变化，但同时保持了社会和经济的平衡。而其他政治类型的国家通过阻碍变化，助长封闭的经济来保持稳定，就像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中发现的政治国家那样。与集权国家不同的是，民主国家赞成权力在国界内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之间保持复杂的平衡，它们在突发事件时控制集中的权力，而在正常时期把权力归还给外围组织。在民主国家中，这种双阶段权力体制确保人们对物质福利的广泛所得。但是在纳粹德国，中央权力对物质福利加以指导，并唆使人们相信他们处于危机之中。因此，主动精神在什么地方都得不到允许，教育与战争挂钩，福利和仇恨相连，有些群体——犹太人和知识分子——从未参与那些影响他们的决策。
在民主制度中，某个地方的变化影响到其他地方的活动，即当对整个制度的干扰被消除时，它就会以更高的适应水平回到原先的平衡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它类似一个活的有机体。但是在控制问题上，民主国家与有机体是迥然不同的。在一个处于包围状态的国家中，全部权力都被集中起来，直到该紧急状态结束为止，自治权回归到外围群体中；而在一个有机体中，中央控制权的转移却不像这样明显。在专政国家中，独裁政权假定紧急状态一直存在。
梅奥总结了这些论题，就“氏族如何被国家所取代”向詹克斯寻求权威的支持，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