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张伯伦的信中，梅奥运用他关于“破坏者”（他在昆士兰所了解的）人格的想法来解释美国实业家和希特勒。他注意到，位于美国工业界前列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个人经历和管理举措与希特勒相似。他们是些聪明人，在童年时期，他们被大人与同龄人隔绝开来，因此，当长大成人的时候，尽管他们拥有广泛的专业技能，却不能从容自在地与其他人相处。在他们看来，商业组织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虽然作为管理者有所裨益，但是他们也制造了问题，因为其个人交往是一连串尖锐的紧急事件。梅奥声称，工业研究向世人展示了应该如何利用此类人的能力，同时减少其“有损公益的职责和行为”。到底该怎么做呢？向他们保持敞开心扉，不断倾听他们的恐惧、抱怨和生活经历。于是，两个结果出现了：这些孤独的人第一次感受到了友谊，他们“往往以某种我们无法解释的方式，发展了一种更为显著的进行团队工作以及与普通人交往的能力”。
希特勒“这个非常不快乐的名人”，曾在孩童时没有朋友，变得听任他那怨天尤人、爱挑剔的母亲的摆布，并把德国理想化。在当兵的时候，他没有结交到朋友，唯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赢得军事荣誉。他没有发展交谈的才能，只有演讲例外。对他来说，人与人的关系只不过是作为领导人的他不可遏止地要加以支配的东西，否则他便会感到一无是处。他没有什么亲密朋友，退役后孤独寂寞，当时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引起他的兴趣。希特勒的领导才能把德国的国家问题和国际问题变成了要用演讲口才而非深思熟虑来对付的危机。其模式是“紧急状态——危机——驱除——驱除——胜利！”而且，根据“科恩定律”，在一个受强力控制的国家中，编造的紧急事件往往到处激起真正的紧急事件。因此，希特勒的人格、领导风格以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国家间关系，演变成了一场世界性的危机。
梅奥认为，张伯伦的策略——当时它们正被用于霍桑咨询服务项目上，是“仔细倾听，普通程度的友善，不要作出批评，除非他本人对自己所说的很苛刻……这些是通向绥靖政策的道路”。梅奥希望愚蠢的危机不会致使张伯伦偏离这条道路。
若干天以后，在向罗特利斯伯格的学生讲课的课堂上，梅奥把他给张伯伦的信中的想法加以扩充，增加了六个要点。这些要点曾在1922年若干篇有关鼓动者的心理状态的文章中讨论过。第一，除了在宣传层面上，他们没有任何朋友，就是在这方面他们也极不友好，因为每一段交往都是一个紧急事件或者危机。第二，他们没有交际能力，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四处演讲，要么讲述他们的生活经历。第三，全部行动都是以紧急事件而非日常事务为出发点的。第四，这个世界似乎对他们怀有敌意；他们不能在平等条件下与其他人合作，反而向其他人发起挑战，击败之后再领导其他人。第五，他们对成功具有一种不合理的冲动，是这种冲动的牺牲品。于是，他们的干劲越足，他们在个人方面的失败越发不可避免。因为他们没有某种自信，这种自信是从与其他人连续不断的交往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第六，他们在社会中充当了高智商的破坏者，这样的人唯有得到优秀组织者的支持才能够成功。在个人生涯的早期阶段，他们努力赢得长辈们及父母的好感，而不是与同龄人和睦相处，因为身边没有一个同龄人。如今，由于他们没有自己的群体，所以他们想方设法构造一个。治疗他们的唯一方法是，通过面谈中的移情作用打碎他们的心态和成见，鼓励他们与另一个人逐渐发展正常的社会交往关系并加以体验。对于这些问题，把合乎逻辑的研究作为药剂或者疗法是不会见效的，唯有重新体验古老的情感并发掘出崭新的涵义才能有助于解决问题。
梅奥认为，希特勒是一个潜在的“破坏者”。他运用斯蒂芬·罗伯茨的《希特勒建造的大厦》（TheHouseThatHitlerBuilt）第一章来证明这个论点，并指出，如果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与同龄人发展常规的关系被忽略，那么理解力的发展就会“出轨”。三天以后，在麻省精神病学者的一次年度会议上，他在讲话中使用了这一素材，并在一次“卡伯特周末”上再次使用。
这些想法将构成一本薄书《希特勒的情结》（TheHitlerComplex）的素材，梅奥希望他到时会找到一个人，这个人将会处理心理变态与政治的关系这个问题。梅奥所不知道的是，哈罗德·拉斯韦尔在离开他不久之后就在《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学》（PsychopathologyandPolitics）一书中这样做了。当梅奥正在撰写《希特勒的情结》一书的时候，一个澳大利亚朋友、来自国际联盟的邓肯·霍尔到哈佛来看望他。霍尔提出，他和另外两个人应该把精神分析的思想应用于国家和国际问题之中。梅奥赞成这个提议，并针对霍尔的计划进行了两天的探讨。不过，这些计划不适合梅奥。梅奥相信，霍尔是一个“不合理冲动”或者强迫观念的牺牲品，梅奥见过这种人，他们一心一意地在哈佛开办一所研究所，后来，两名精神分析学者在研究所著书立说，发表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