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出现了两个要点：一所谓“国家对国内的群体怀有敌意”的假设是错误的；二所谓“国家只不过是个人组成的集团”的假设是错误的。在民主政体中，国家鼓励本国团体的主动精神，并在社会的背景下使自身维持为一系列职能性的群体，每个群体本身都具有相互作用的常规惯例。如果国家要求其成员的指导，要求成员的绝对服从，那么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了生存，国家需要激发各组成部分的主动精神、冒险精神和自治。如果国家不这样做，那么当它要求成员服从的时候，其努力和生产就会遭遇到各种制约，就会走向衰落。
根据李普曼对墨守成规者和发明者的区分，梅奥声称，民主强调后者胜于前者，如果变化过大，那么有效合作的惯例就可能被打破。而当集权政府摧毁了一个社会的职能性群体，并且在这些群体的原有位置上试图对一群“一盘散沙的个人”加以统治的时候，也会产生相同的结果。
为了防止突然的变化所带来的破坏性结果，要求个人接受以下教育：设计用以帮助他们适应这种新情况的教育，个人和社会责任的教育，新的技术方法和合乎逻辑的方法的教育。
最后，梅奥指出，战争同意识形态无关。民主致力于对文明的不断探索，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则寻求结束这种探索。所以，人们会发现，最后的防线不是在英国、德国，也不在美国，而是在文明之中。
“最后的防线”一文的部分内容出现在梅奥的文章“商业第五纵队”中。这篇文章扼要而独断地陈述了希特勒的所谓的社会新秩序同美国的政治和商业传统之间的冲突，谴责了这样一个命题，即欧洲阶级斗争的混乱状况将会在美国再现，并受到类似于希特勒正在实施的统治的控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的施政方法是实证性的和创新性的；美国工业是开放的，乐于接纳没有偏见的、有前途的、聪明的、受过教育的、来自不同阶层的年轻人。为了在管理中的人性问题方面训练他们，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但他们仍然比同类型的德国人更优越，因为在德国，雄心和抱负被一个“愚蠢的、垂死的中央政权”扼杀了。
虽然他乐意就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差异撰写反纳粹的宣传材料——尽管比较抽象、不宜出版，但梅奥却拒绝就希特勒的反犹太人主义撰写文章。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F.Fedrich）请梅奥根据四十个与犹太人有关的问题写一篇文章，梅奥拒绝了，而且在战争结束以后也不改初衷。他不想加入对犹太教和犹太人的讨论之中，原因是发生了一件事。在希特勒上台掌权之后不久，位于伦敦的犹太人保护委员会（Jewish。DefenseCouncil）一名干事发起了一个非正式讨论会。这名干事找上门来，与梅奥交谈，会谈结束后，双方达成了“一个暂时性的结论，即过于积极的辩护常常招致某些人的批评，而这些人以前没想过要批评”。回去以后，这名干事把这个结论带给委员会，委员会却要求他引咎辞职。梅奥相信，辞职事件是左翼政客策划的，从此以后，梅奥拒绝撰写有关犹太人及其宗教的文章。在他看来，加剧冲突并不是真民主的特点，而是社会“疾病”的症状；现代民主目前正患有这种“疾病”，解决办法在于重申个人和社会问题，而不是努力解决“记者和平庸之辈所提出的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挑起的战争影响到了梅奥的家人，其程度有如战争对某些欧洲犹太人的影响。为了帮助女儿露丝带领她的婴儿和丈夫安全地离开被德国占领的法国，梅奥不得不通过犹太地下组织把钱送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