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奥的家庭问题影响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事业规划。他尝试影响和改变美国的电影业，改组英国国家工业心理研究院（theNationalInstituteofindustrialPsychology，简称NIIP）。在这段时期，他发展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包括国际关系、国家的中央集权、人格在政治领导才能中的角色，以及集权统治形式和民主统治形式的区别。
在与家人相隔两地的五年时间里，梅奥只是在夏季与家人住在一起，而且他和多萝西娅时常考虑，他也许可以从哈佛大学退休，在英国生活和工作。他对自己在哈佛商学院的工作感到厌倦；他也对以下事情感到厌烦：就他的研究反复地演讲和谈话，以及只作为一道“微不足道的阳光（维持）团队的运转”。
退休的决定是难以一时作出的。多萝西娅管理不了家用开支，梅奥始终感到他应该赚取一份很高的收入以应付她的“急用”——这是他的用语。在英国，学术性薪水较低，而其他收入来源大多是他无法接受的。他曾考虑牛津大学的一份工作，可是年薪只有1000英镑，不敷家庭开支所用；他也不想与英国一流的管理咨询大师之一林德尔·厄威克（LyndallUrwick）共事；他认为不值得花力气对境况不佳的国家工业心理研究院进行改组；而且，虽然他喜欢对英国形形色色的管理协会和团体的合并工作加以指导，但是他知道，英国的实业家想要的是一名英国人，而不是一个拥有美国经历的澳大利亚人。
此外，他的美国同事似乎很需要他，如果理由不足，哈佛是不会允许他早早退休的。他必须在年轻同事的事业上帮他们一把；在众多的争论中，唐翰和亨德森也需要梅奥的指点和帮助。通常，每个争吵都是关于公共和商业管理在哈佛的角色以及各社会科学的整合等琐事。而且，随着他的兴趣回归到临床心理学和政治学，梅奥充分领会到“一动不如一静”。
梅奥的活动集中于四大主题：电影与社会；政治学、心理学、权力和宣传；工业的一般理论和社会中的心理健康；家庭和临床心理学。1938年，他就自己的事业向比尔兹利·拉姆尔征求意见，拉姆尔建议，他应该保持既有的教授职务，放弃工业研究，更多地转向临床心理学，而且从这一观点出发，把《工业文明中的人的问题》（TheHumanProblemsofanIndustrialCivilization）的最后几章扩展成为一套关于研究政府和管理的心理一政治一社会问题的理论。拉姆尔的忠告是值得赞许的，因为它反映了自1934年以来梅奥的思想和成果，并在两个方面指引了他：其一，他回顾了自1904年以来的工作，并考虑向英国殖民大臣提议开展国际关系的研究；其二，当1939年英国邀请他对NIIP改组的时候，他热切盼望促成此事。这件事本来会等到他有机会在英国居住和生活的时候开始实施，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这件事中途停顿。当战争开始的时候，多萝西娅来美国与他团聚，露丝结婚并滞留在欧洲，帕特丽夏则开始在英国追随父亲的工作。
1939年，梅奥有机会向电影业中的制片人提供建议。1940年，梅奥有可能为NIIP工作，这些都是他在必须退出学术生涯之后最后的真正的机会。每件事情都证明他有能力把自己的想法制定为切实可用的计划。
梅奥经常看电影。他认识到，电影能够拓宽和丰富人们的生活，让生活不那么粗俗和讨厌。有些电影让他陶醉和享受，但是许多电影让他不快。他认定，在好莱坞，存在一股系统摧毁社会秩序的力量。
于是，梅奥开始撰写文章，以期改变电影对人们的影响，把自己的注意力从琐碎和厌倦的大学生活中转移开去，并增加收人。大学同事乔治斯·多利奥（GeorgesF．Doriot）采用了梅奥的方法，他能够预计哪些电影在票房收入上将会成功，哪些电影不会成功。
根据所看过的电影、在纽约与山姆·戈德文（SamGoldwyn）的讨论、在伦敦与亚历山大·柯达（AlexanderKorda）的交谈，梅奥得出结论，电影制作人没有从经历中学到经验教训。一直以来，电影业只不过效仿了“一击必中”的成功，直至电影开始显露出演技才智的匮乏和想像力的枯竭。编剧们不尽心尽责：他们在没有遵循显而易见的经过审慎检验的程序的情况下，把畅销小说搬到荧幕上。当科学家和医生取代小说家成为社会实实在在的重要的思想家的时候，小说家却沉迷于犯罪、革命、精神神经病及吸引较少观众的主题。因此，为了学到应该拍什么样的电影，电影业付出了高昂的学费。梅奥列举了发生于1934年夏季的一件事。当时，社会上发起了一次联合抵制好莱坞电影的事件，迫使好莱坞把涉及犯罪、性和英雄式触犯法律的情节从电影中排除出去，并迫使费城关闭了多家电影院。所以梅奥写道，“一击必中”的主题事与愿违了，他劝告好莱坞在选择故事前要三思而后行。
第二篇文章题为“故事的选择”。在该文中，梅奥对电影故事的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