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本人的尊重。他们希望梅奥重视他们的成就，于是，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之间的合作问题涉及为获得梅奥父亲般的肯定所遇到的困难。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弗里茨-罗特利斯伯格了。1932年秋至1942年冬，梅奥看到罗特利斯伯格发生了诸多变化。在梅奥看来，他似乎是一个羞涩沉着的男人，不自信，对超出他控制之外的问题过于敏感，对于能够控制的问题却忧心忡忡，聪明，动辄无所适从。生活似乎没有给予罗特利斯伯格什么奖赏，工作中最稳定的影响源自于他的导师“梅奥医生”。这个年轻人在公开讲话时没有自信，不适于当老师，完全不能够对源自集体讨论的想法进行条理分明的总结。但是现在，这一切全都变了。
罗特利斯伯格着手撰写关于霍桑实验的著作。在著作出版以前，他成功地撰写了一篇关于组织中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比较论文。他很喜欢该论文所带来的认可，但是惊恐于他想到的这种认可可能暗含的东西。这导致他偏离了他对精神分析的定位。首先，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工业问题。其次，当梅奥看到罗特利斯伯格在研讨会上把了然于胸的材料弄得错误百出的时候，梅奥把他带到一边，飞快地给他传授优秀教师所需的沟通技巧。短时间内，罗特利斯伯格就成为了一个精明的讨论会高手，能够发表诙谐机智、端庄得体的讲话，能够面对任何听众——从热情洋溢的学生到疑心重重的商人。第三，当他被委以重任陈述梅奥在霍桑咨询项目中的思想，以及后来在梅西公司及其他大型组织中带领研究团队之时，他就像梅奥所说的那样被“移情了”。
罗特利斯伯格在个人自信、教学能力和社会交往技能方面的成长，都有助于他在赢得梅奥的关注的过程中，把握他与竞争对手诺斯·怀特海的让人烦恼的和不快的关系。怀特海与罗特利斯伯格一样，也需要梅奥不断地注入信心；每当这种信心的注入可能不再，他就会使用他对院长唐翰的超级影响力，或者通过把罗特利斯伯格的功劳归结于梅奥来贬低罗特利斯伯格的工作，或者把罗特利斯伯格心知肚明的令人胆寒的任务交给他。这种行为给梅奥带来了问题：安抚这两个竞争对手，驱散那种引起双方彼此倾轧的敌意，帮助他们友好地工作。然而，罗特利斯伯格对梅奥的态度逐渐首鼠两端，这给梅奥制造了麻烦，例如，有时罗特利斯伯格在这一刻还是谦恭有礼的，但下一刻就试图凭借智力驳倒梅奥，当然，他总是无功而返。一天，他对梅奥大发雷霆，把他们久经考验的友谊破坏殆尽。于是，罗特利斯伯格的妻子出面调停。她告诉梅奥，他的这个门徒是“一根筋”，梅奥被逗乐了。他向她保证，他理解罗特利斯伯格的这次爆发，把它评判为成熟的一个迹象。他还告诉她，尽管他们之间存在分歧，但接手梅奥的工业领域工作的将是罗特利斯伯格而非怀特海。
这件事发生在1942年2月。结果，罗特利斯伯格“崩溃了”，梅奥这样写道。战争的抑郁图景，亲密同事的去世，再加上担心要负责梅奥的工作，这些汇集到一起，重新唤起了这个年轻人1926年谒见梅奥之前那几个月的不幸。梅奥认为，罗特利斯伯格在孩提时受到过分的溺爱，而且把梅奥当做“父亲”，因担心失败会光临他尝试的每件事情而强烈地依赖梅奥。而当失败没有发生时，对于要负责重要的管理工作的担心压垮了他。梅奥认为，如果罗特利斯伯格想要挺起腰杆直面这个世界的话，那么现在正当其时。罗特利斯伯格确实这样做了。
最初，梅奥对于把英国已退休哲学家阿尔弗雷德．JI不特海的儿子纳入同事行列感到高兴。而且，在梅奥早期的退休计划中，小怀特海的工程学和工业学背景极具价值。但是不久以后，梅奥就把他看做是一个执拗的、可笑又可怜的人，对社会研究方法一无所知，沉迷于与哈佛有影响的学术人士交往。怀特海认为院长唐翰是一个“邪恶的天才”，对亨德森、霍曼斯和沃纳持有一种目空一切的态度。他常常摆出不赞同的姿态，还有一种滔滔不绝地说“行话”的习惯。在每一次“适当”人士错误搭配的无聊宴会上——他看不出哈佛高低身份人士之间的差别，怀特海夫妇都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
怀特海表现于外的自负掩盖了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每当他想要对他的工作下定决心时，他都要在梅奥面前把所有可能的决定详细叙述一遍。梅奥耐心地倾听，承认他是一个出色的工作者，一个忠诚热情的追随者，而且，只要有可能，梅奥都会在对他的努力表示赞赏之外积极地推进他的事业。怀特海把梅奥理想化了，而且由于他与梅奥的这种关系，1935年，怀特海的行为和对工作的态度开始改变了。
1935年初，怀特海告诉梅奥，每当梅奥外出，同事间的合作就减少，而他一回来，合作又恢复了。梅奥认为，团队合作有赖于每个成员这样的坚定信念：每个人的工作都是重要的，作为他们的领导，他本人的任务是对于每个人所做出的贡献的价值予以首肯。有一次，梅奥帮助亨德森和怀特海看清楚彼此相互对立的兴趣的意义和重要性，而不是简单地不赞成对方的态度。最后，这两个人开始彼此尊重，亨德森甚至邀请怀特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