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研究室，授课职员将使用梅奥的办法，着重于他们的学生预计会遵循的指导；“（直至梅奥医生现身以前，访谈主要被用于管理训练和研究，但是）……就我们所知，他揭示了其中似乎最重大的用途——情绪宣泄……员工被给予吐露心事的自由和表达想法的机会”。
除了为“精神发泄”安排技术性的程序之外，梅奥还讲述了变态心理学的现代理论是如何与访谈技巧联系起来的。他讲授了各种各样的精神病和精神神经病，集中于无法摆脱的意念、无法克制的冲动和成见或幻想，以及它们是如何与工作中的机体和心理失衡相伴相随的。在该公司的官员看来，梅奥的论点是，“当干扰性的幻想被表达和除去时，潜藏的正常状态就浮出水面了”。
在个人层面，梅奥提出的原则起源于他在伦敦的孤独岁月。当时，只有姐姐海伦帮助他克服了令人沮丧的成见；实质性问询的范围根源于一些弱点，梅奥相信他本人在孩童期深受其害。这些个人经验通过以下方面得到了梳理和充实：阅读让内、弗洛伊德和荣格等精神病理学家的著作，对他本人的思考过程的反省，个人和社会失调的理论，以及他在昆士兰、悉尼、费城和波士顿看过病的患者。
他认为前述原则只适于研究工作中的人员，因为在他看来，在工作中，没人有权直接提出问题。然而，．实质性的问询却适于某些场合，比方说医院。在医院，时间短暂紧迫，通常提出直接问题，因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得到了秘密的处理。通常，梅奥认为这些原则是自足的，因为它们构成了一种高超的方法。在受访者可以控制的节奏之下，从这一方法中出现了一个颇有价值的访谈模式，这种模式是由受访者本人的经验而非访谈人员的预期构成的。这促进了访谈人员对受访者个人的理解，构建了一个更为可靠的借以提出建议或给予帮助的基础。
梅奥亲自参与的访谈彰显了他的技巧。有一个工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芥子气而中毒，梅奥允许他控制谈话的内容，直到这个人欣然地认识到，他有能力掌握新的技能，找到更高工资的工作，因此，他对健康和家庭财务问题的执迷心态有可能部分地改变。对于这次访谈记录，梅奥的第一印象是，我自己“打破了如此小心翼翼地灌输给访谈小组的所有原则”。
当他返回波士顿后，梅奥不仅收到了这次访谈的副本，而且还接到了斯托尔的一封信。信中包括机器结构部门一名监督人员沃森（J．D．Watson）的若干评论：“毫无疑问，访谈制度并不处在实验之中……它就像一只羽翼丰满、能力十足的鸟虚心接受批评，得到的只有赞许。它是起作用的……它既是一场人文主义运动，同时正如彭诺克所说的，又是一个合理的商业主张。”
梅奥也开始着手让工业心理学家和实业家注意到霍桑实验的重要性。早在1928年夏，他与英国学术界同仁讨论时就简要地提到过这项研究；在他9月访问霍桑工厂期间，当他获悉工厂利用访谈培训监督人员的激进做法时，他提议由彭诺克开始向公司以外的学者和同仁汇报这项研究工作。他向彭诺克推荐了瓦尔特·宾汉姆领导的人事研究联合会。这个联合会是一个松散的团体，由著名的学院、大学、劳工组织、政府机构和大型商业企业组成，它鼓励对人事问题开展科学的研究，出版了一份人事期刊（梅奥在美国撰写的第一批作品就发表在这份期刊上），并即将在1928年12月举行秋季会议。彭诺克同意了，宾汉姆预留了将近一个上午的时间，一是让彭诺克汇报霍桑的研究，二是让梅奥召开正式讨论会。然而，弗雷德·威拉德与斯托尔、史蒂文森及公司副总裁威廉·霍斯福德（WilliamF．Hosford）一道决定推迟这项研究成果的发表。霍斯福德希望在他出席的一次人事主管定期会面中讨论这个工作，威拉德希望彭诺克向一群有能力的经理和专业人士汇报这项研究成果，寻求他们的建设性意见和评价。威拉德让梅奥和阿瑟·扬参加会议。这是因为，其他人有可能认为在彭诺克的陈述中，某个方面可能限制监督人员的权力，把太多的控制权让给雇员，而鉴于梅奥和阿瑟·扬近期对科罗拉多员工代表计划作完研究之后，威拉德认为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经验和开明心态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宾汉姆对于与霍桑的工作挂上钩非常热心，甚至声称对这项工作负有责任。威拉德与宾汉姆讲和，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彭诺克关于研究成果的发表被搁置起来，直至1929年初。不过，这个决定并没有捆住梅奥的手脚。
对于这项研究成果，梅奥于1928年11月在美国向威拉德的群体——大会委员会（ConfereneeCommittee）作了第一次陈述。该委员会是一个由美国一流实业家参加的秘密的和排外的月度午餐会。这些实业家的计划和政策，只有经过大家的讨论之后才能予以贯彻和执行。委员会成员有权有势，他们来自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mericanTelephoneandTelegraph）、碳和碳化物联合研究实验室（IJnionCar：bideandCarbon）、通用汽车公司（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