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进步的标准”是埃尔顿在米切尔的监督下准备的优等毕业论文，副本已经不可得了，不过，有些要点可以根据埃尔顿的笔记进行重建。在现代社会中，通过遵循科学的原则和方法，信赖现存的法制和秩序，进步还是可能的。如果我们的理性的法律系统只是致力于实现完美的团结，那么对其现实性就没有什么可辩论的了。社会进步既要求献身于某些道德信念，也要求科学研究中的某些技能用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对于进步，乌托邦的观念都是虚幻的。对于如何把个人与国家关联起来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进行思考，两个要点出现了：第一，设想个体在社会中的发展。第二，在努力实现理想的或者绝对的团结的过程中，通过社会各成员的协作，社会使得个体的发展成为可能。在他们协作的努力中，个人的价值是各不相同的，仅当个人的贡献对社会的团结创造了不同的价值——不论是具体的还是复杂的，这个贡献才是重要的。所以，社会进步是由社会团结的各种增量组成的。对于这个鼓励个人发展的社会，有些人学会理解，只有通过这些人的能力，这些增量才成为可能。
埃尔顿把这篇论文牢记在心，用于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这些问题因澳大利亚工党在工会的支持下崛起而出现的时候。1904年，埃尔顿就澳大利亚工党的社会主义在《帕尔·麦尔新闻》上发表自己的观点；1998年，他提出了一个更加复杂、不那么敌视的论点。他声称，如果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团结中的一个不同价值”，如果社会主义建立在对事实的有技巧的调查、观察和运用上，且对敌对态度虚怀若谷，那么它就能够被证明是正当的；相反，如果社会主义通过极端的行动来实现其目标，那么它就不能被证明是正当的。根据埃尔顿的观察，一个可以证明社会主义是正当的重要基础是“行政管理技能”，他相信这是一种智力上的技能。当然，如果这种技能是所需要的全部，那么社会主义最好通过知识分子精英来发展，而且，由知识分子精英管理的政府就可能比由富豪精英管理的政府更为可取。但是，他认为，除了行政管理技能之外，还有其他要求，即一种合乎道德的姿态是必要的，因为只有知识分子能为社会主义打造纯粹抽象的思想系统。这种抽象的理论只会暴露理论自身及其对社会观念中的矛盾，因此只处理现实的事实——社会变化所引起的问题——是不够的，因为社会是具体的，社会中的变化会产生后果。所以，应该以极度的小心在一个根据可接受的理想所确定的明确方向上，对社会加以重组。那么哪些理想可资利用呢？
埃尔顿认为，资本主义和当前的劳工运动都过分强调物质效率。民主社会主义似乎有前途，但是其哲学主要是未成文的；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是如此急迫和必要，以至于文明的未来可能被认为有赖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对埃尔顿来说，事情似乎是，社会的进步正被某种糟糕的引导在牵着鼻子走，以至于一个真正的社会哲学有可能被过分地推行到一个危险的程度。盲目的试验可能继之而起，但没有好处，对其成果进行的系统而科学的批评也无约束。在理论上，民主政府可以回答这一点。
但是，作为一个政治理论，民主是要受到质疑的。当民主结合了功利主义的利益时，“其中，最大多数的人们得到了最大好处，于是，抽象得让人绝望的争论出现了：什么是好处？好处怎么能够与数量划上等号？”埃尔顿承认，民主原则对每个社会成员的状态确立了重要性，但是结果却是“民主建立在把好处等于数量这样一种不道德的企图之上”。而且，因为在实践中，民主并没有把社会弊病及其医治区分开来，这样不平等和不公平出现了，这些都凸显了当前社会制度的不足。
埃尔顿主张，对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的理解需要技能，但是民主却倾向于简单的解决办法，以澳大利亚的政客为证，这些不胜任的领导人“没头苍蝇似地尝试一个又一个糟糕的、历经最大苦难才能学到的解决办法”。埃尔顿虽然喜欢社会主义胜于一个被愚蠢的领导人领导的民主政府，但他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却作了一番关键的比较。他认可社会主义中好的成分，并推断，一个社会的发展有赖于其个体而不是机构的建立。可是，我们如何才能够确定谁才是最适合的人？这些高尚的自愿人员的技能和才情足以能够了解和鉴赏道德的而非唯物的社会主义吗？埃尔顿相信，答案也许可以在心理学和优生学里找到。他喜欢这些远胜于极端的政治教条。
对于社会问题，埃尔顿既有实践性的途径也有意识形态上的方法。已经从印度回来的海伦也持有这种见解，能够领会其论点中的价值。她正努力促使南澳大利亚政府改变《儿童法案》：被抚养儿童达到一定的年龄后可以归入教育部负责。埃尔顿帮助她起草了一封致媒体的信，这封信强烈主张这个年龄应为7岁。南澳大利亚议会讨论了这封信，海伦的建议后来变成了法律。
从孩提时代起，经过青少年时期，直至成年期，埃尔顿就一直对交谈艺术感兴趣。在餐桌边，梅奥父母鼓励孩子们进行有技巧的交谈；在布里斯班以及后来在哈佛商学院，埃尔顿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