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2月下旬，埃尔顿在匹克威克俱乐部发表题为“艺术的批评”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尤其谈到了小说艺术，就艺术作品中的调和讲了两个要点：第一，作品的每个部分必须在整体的安排中有一席之地。第二，决不应在损失多样性的情况下实现调和。于是，调和受到的是高度完整的复杂性而非简单性的支配。这个原则在埃尔顿后期作品中可以找到，这些作品论述了人格，建议对社会生活开展研究。为了证明这个原则，他把自己的思想应用于历史研究以及对《圣经·新约》进行更高层次批评的宗教讨论上，以寻求珀西·加德纳（PercyGardner。）和埃德瑟姆（Edersheim）的支持。对自己最喜爱的著作之一——萧伯纳的《巴巴拉少校》（MajorBarbara），埃尔顿以相同的方式进行了探讨。他探讨了萧伯纳是否兼顾艺术家和改革家这两种角色，以至于削弱了他的剧作的戏剧性特点。埃尔顿主张尽管艺术作品最好由其内在的一致性的程度来评判，但不应该把作品用外在物来衡量的道德成分排除在外。《巴巴拉少校》即符合艺术作品的审美标准，因为在最戏剧性的时刻，即巴巴拉因其世界观破灭而离开军队的时候，以及她回去工作的时候，该剧本都没有利用外部元素或者就其主旨提出质疑。鉴于此，埃尔顿宣称，这个剧本具有高度的审美调和、戏剧特点和多样性。
7月，埃尔顿在匹克威克俱乐部发表题为“个人的不朽”的演讲。他以妙语开场：“个人的不朽……这不是一篇宗教论文，（所以它）不必冒犯任何人……”这种妙语成为他一贯的演讲风格。他采用了自己最喜爱的开场之一，即科学意见和宗教意见之间的显著冲突。他主张它们之间虽然不同但却应相互补充，因为二者都是建立在“世界是统一的”这个信念之上的。科学就统一性提出质疑，而宗教关心的则是一种神秘的趋势，指出所有未知事物的方向性。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宗教立场和科学立场的冲突才会出现。在把这个冲突置之不顾以后，埃尔顿提出了科学立场和个人不朽是否不相容的问题。埃尔顿很快把神秘性的问题、泛神论和《奥义书》（Upanitshad）等搁置起来，就大脑的功能、感官的体验、知觉的理解、主观和客观知识等方面继续讲解不朽。他断言，不存在实质性的证据证明人死后生命继续存在。人们从死亡转向生命过程，并声称，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不朽，人们必然把生命历程添加进主观知识以及关联自我与“他我”的实践中——对人的理解及人与人的关系的理解。这个讲话值得充分注意，因为它表明了埃尔顿这个有前途的学术人士，正设法致力于日常生活中的人和社会问题。
他对政治生活感兴趣。米切尔的文科协会举办了一场辩论会，辩题是“在政治实践中原则不如私利重要”。正方以埃尔顿为首。对于他在工业文明中所看到的政治问题，他的意见是一个颇有价值的导言。他一开始就声明，正因为真理和完美的理想对于我们判断一个具体的案例没有帮助，所以狂热的政治原则和目标阻止我们倾听批评，从而阻止我们经由经验进行学习。虽然目标可能对一个人很重要，但在原则上，他必须把它视为一个起作用的假设和一个提问的机会：他不仅应问“我应该做什么？”而且还应问“我能够做什么？”他指出，通常改革者们没有看到这一点，而且被推行得太过了。这些想法来自埃尔顿在伦理学上的学习。为了证明这些想法，他列举并论述了法国大革命中的狂热分子以及不适应西部非洲环境的人：前者过分忠于自己的目标，而后者则沉湎于喝威士忌酒。在非洲西部，许多人死了，而许多挽救酗酒者的灵魂的传教士也死了，只有政府使节拥有答案：“我尽可能少量地喝酒，不过在晚上我会喝一些酒，以便驱散酷热造成的极度疲乏。”所以，致力于一个目标虽然重要，但是不要把其他目标置之度外。在当时，埃尔顿把案例建立在对常识的诉求上。
一个月以后，埃尔顿在匹克威克俱乐部发表题为“狂热与冷淡”的演讲，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狂热与冷淡（或者冷漠）体现了国家政治活动的堕落。埃尔顿指向了澳大利亚工党中的狂热分子和澳大利亚大众，他们对于以下这一点远不那么确信：本国工会运动的这个政治组织是应对国家发展的最佳答案。埃尔顿主张政治活动最好由涉及某个具体场合的事实的政治原则来决定。政治原则包括系统的知识（理论）和对未来的规划（理想）；当人们没有把政治事实系统化以及对有利于狂热理想的事实的真实性予以否认的时候，或者当人们漠不关心地接受他们的政治命运的时候，堕落出现了。埃尔顿说，成功应用于商业问题的科学取向也应该用来尝试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我们这个政党政府的体系建立在反对各种狂热的想法上”是危险的。为什么？狂热分子困扰于各种原则和教条，他们没有察觉到理论和理想之间的重要差别在进步的道路上画了一道分界线，而对任何矛盾漠不关心。利用澳大利亚经济内部的一个问题——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埃尔顿建议，虽然我们应该致力于一个目标，但是我们也应该欢迎批评，并认可其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