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等能指所要实现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创作原则有了潜在的不同，因此赵树理在他创作开始时就已经注定了与解放区主流意识形态的冲突，只是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40年代，这种冲突还不明显。理论家周扬有意识地对赵树理的作品进行了政治的解读，在把他定为“方向”性作家而强调他作品中“歌颂性”因素的同时，对他小说中不和谐的声音进行了消解，周扬在分析了赵树理小说与《讲话》具体内容一致之处的同时，消解了赵树理小说中对农民“实”利的关注，漠视了小说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严重不纯”问题的暴露，消解了赵树理小说中现实所指。
赵树理坚持走“为农民写作”的大众化道路，他的作品中尽管也洋溢着对新生活的乐观，刻画出了新一代的农民形象，但站在农民实际的生存状况的境地上，他作品中的世界不是一个透明的、完全光明的理想新世界，这偏离了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大众”的构想和对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向，呈现出赵树理的文艺创作与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潜在的疏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