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他们切身的“实”利及新文艺是为农民的大众化文艺这一基点上，赵树理和毛泽东的认识趋于一致。“革命”只有在能解决人们的生存困境——首先是物质困境的前提下才能得到人们的真正拥护，与革命相关的新文艺只有在首先关注农民的实际利益时才会受到农民的喜欢。周扬正是看到这一点后，以善于掌握文艺理论气候的气魄首肯赵树理为“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他写的“动作是农民的动作，语言是农民的语言”，“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
但赵树理并未读懂《讲话》的言外之意，并没理解毛泽东的《讲话》是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对文艺的论述。《讲话》要求文艺的服务对象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工农兵，而事实是当时中国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成长起来，兵士阶层也不过是刚刚穿上军装的农民，因此“为工农兵服务”就只剩下为“农民”服务了。而这种“农民”形象是必须具有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新人”形象，是必须承载着“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抽象概念的“新人”形象。通过这样的“新人”形象实际上要达到对新政权的歌颂和对现实敌人的暴露，实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这样，文艺为现实生存处境中“农民”的服务实际上是名存实亡了，“农民”变得不再像农民，农民“革命”所真正关心的他们切身的“实”利被“新”式农民形象的抽象意识所置换，农民对物质的追求被置换为对纯粹的革命思想的追求，“工农兵”如同“大众”的概念一样变成了被不断言说的能指，变成了一种修辞。
而就赵树理来说，无论是他理解的《讲话》中，还是他自己的理解中，“大众”、“农民”的概念内涵是明确的，就是他眼中看到的现实生存处境中的农民。因此赵树理的“为农民的写作”不光在形式上强调它的写作是要“说”给农民“听”的，更主要的是指他自己要站在现实农民的立场上替农民说话，是真切理解农民的生存处境后为农民“实”利的着想。对处于底层的广大农民来讲，他们首先面对的是现实中生存与温饱的困境，他们关心的是他们实际贴身的利益，只有在这些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获得满足的基础上他们才可能走向对人的尊严、自由等高层次需求的提升，只有在掌握物质财富，使自身摆脱物质贫困的拘束和羁绊后他们才能真正走向新生，而这种对“实”利的追求便成为革命得以发生的原始土壤。赵树理正是通过这种对农民“实”利的反映来达到对自我价值的确认，这种“为农民的写作”的价值追求才是根据地民众对他小说热情接纳最主要的原因。
赵树理认为对农民改造的关键是对农民物质生存条件的改造，在农民的赖以生存的物质生存条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之前，仅仅通过思想教育是无法实现农民真正的思想变革的，因此他说“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所以，他首先关注的是处于底层的广大农民在现实中的“生存”与“温饱”困境。在老一代农民形象中，《小二黑结婚》中刘修德老汉阻碍小二黑与小芹的婚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刘老汉给小二黑收养的童养媳是难民老李带来的一个“便宜”；《李有才板话》中，老秦给老杨“咕咚咕咚”磕头，行中国人认为的最高礼节，称其是自己的救命恩人，是因老杨为他重新划回了他赖以生存的土地。反面的地主人物如阎恒元、李如珍，固然具有许多革命语义所规定的许多反革命特征，但赵树理更注意揭示他们身上对“实”利的追逐性，即他们的反革命选择与其说是反革命立场的选择，不如说是对物质“实”利占有的一种心理展现。而农村中的新人形象，他们并没有什么“崇高”的政治觉悟与“远大”的革命理想，在现实贫困的生活境遇中，他们的人生目标十分简单，也非常务实。“《小二黑结婚》中没提到一个党员”，小二黑和小芹只是因个人的婚姻自由受到金旺兄弟的现实压迫后才与新政府发生了联系；《李有才板话》中老杨同志也是在注意到农民贴身“实”利的条件下很快和乡人混熟了关系，了解了村里的实际状况并解决了问题；《传家宝》、《孟祥英翻身记》中新媳妇更是在家庭经济收入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后才在婆婆跟前挺起了腰板。对赵树理笔下的这些人物而言，物质问题是他们存在最核心的问题，他们为物质而生，为物质而死，物质代表着他们心中最神圣的部分。而这种认识并未达到《讲话》对“农民”——新人形象的要求，因此有人批评《李有才板话》说“对于新的制度，新的生活，新的人物，还不够熟悉，因此形成本书很大的缺点”。
从20世纪30年代宣称自己“不想做文坛文学家”而要做“一个文摊文学家”起，赵树理这种关注农民“实”利的文学创作观念并没随外界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大众”、“农民”的概念内涵也没有发生变化。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当党的政策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时，赵树理就由衷地歌颂党并维护党的立场，但当农民利益受损时他又奋不顾身地据理力争，这在他之后的小说中表现得更清楚。也正是这种价值的坚持使赵树理的创作原则与毛泽东《讲话》中通过流动的“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