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小说中的艺术特征显然并不能被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和陈荒煤的《向赵树理方向迈进》所概括的特点完全所涵盖。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一方面是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分析了《小二黑结婚》“最关重要”的是在“讴歌农民对封建恶霸势力的胜利”，《李有才板话》是在“正面展开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一方面是在艺术风格方面强调赵树理“是一个新人”，“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陈荒煤概括赵树理的创作特点为“政治性”、“民族形式”、“革命利功主义”，并且指出在这三点中，“第一条显然是最重要的”。此后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80年代对赵树理小说的肯定并不超出这种以革命现实主义为评价标准的批评。
但在对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进行肯定的同时，对赵树理小说的批评也是一直没有停息。1943年12月在《华北文艺》上发表的李大章《介绍〈李有才板话〉》，是最早评价赵树理小说的文章。作者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先肯定赵树理小说表现的“立场”问题和“接近群众”的努力意图后，认为作者“对于新的制度，新的生活，新的人物，还不够熟悉，因此，便形成了本书的很大缺点，像‘小元’、‘小宝’、‘小明’、‘小福’等‘小字号人物’，这些新型的青年农民，在书中只是跑龙套似的出现，而缺乏深刻突出的描写，以及其他等方面的缺点，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特别是由于对马列主义学习的不够，马列主义观点的生疏，因此表现在作品中观点还不够敏锐、锋利、深刻，这就不能不削弱了它的政治价值”。此后对赵树理小说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对人物描写不够典型、矛盾冲突不够鲜明的批评。1946年，冯牧的《人民文艺的杰出成果》一面在肯定《李有才板话》是“最早地成功地反映了解放区农民翻身斗争的作品”、“在小说中创立了一个模范”时，一面又重复了李大章的看法，认为赵树理的小说“关于青年一代新的人物的描写还不够突出和深入”。1948年10月，赵树理发表《邪不压正》，《人民日报》在12月21日发表两篇读后感。其中一篇持批评态度，认为小说“把党在农村各方面的变革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忽视了”，人物“脱离现实”，且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品质，因而缺乏教育意义，后又有四篇争鸣文章，对小说褒贬不一。对《邪不压正》作出更尖锐批评的文章是1950年竹可羽的两篇评论。竹可羽的文章《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认为“作者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在作者所集中要表现的一个问题上，没有结合整个历史的动向来写出合理的解决过程”的问题。从以上的这些批评看，对赵树理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对“新人”的塑造上，而对“新人”塑造的不同看法又牵涉到“歌颂”、“暴露”的问题，更涉及“真实”标准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深层涉及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问题，即“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批评家认为作家要把日常生活中的现象集中起来，要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强化，使艺术形象更理想、更典型，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而赵树理的创作忽视了“整个历史的动向”，不善于写“前进的一面”，不能创造出很好的“新的英雄形象”，作者在创作思想上还仅仅是一种自在状态。这也就是说，在赵树理的创作思想中，根本就缺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样的创作原则。此后，文学界在继续推崇赵树理作为一种“方向”的同时，也在不断批评他“善于写落后的旧人物，而不善于写前进的新人物”的“缺陷”，在后来对《三里湾》和《“锻炼锻炼”》的批评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20世纪40年代以后，对赵树理小说的批评，还有一支是对其“现代性”缺乏的批评。1947年，曾在解放区采访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最先把赵树理的小说介绍到了英语世界，尽管对赵树理的声誉、精神世界和个人经历做了精彩的呈现，但他却以明确的态度表示了对赵树理创作的失望：“说实话，我对赵树理的书感到失望。……他的书倒不是单纯的宣传文章，其中也没有多提共产党。……可是，他对故事情节只是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姓名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展开。最大的缺点是，作品所描写的都是些事件的梗概，而不是实在的感受。我亲身看到，整个中国农村为激情所震撼，而赵树理的作品中却没有反映出来。”
杰克?贝尔登所开列的赵树理小说的缺陷，其实也是现代作家对传统（古典）小说进行批评时的观点。50年代初期，日本学者洲之内彻引用杰克?贝尔登的话，也表达了对赵树理小说是否具有“现代性”的疑惑。
洲之内彻认为赵树理的小说缺乏现代小说创作的基本方法——人物的心理分析，在这种心理分析中体现的是作为一个“现代人”必然体验到的“现代的个人主义”，赵树理的创作只是一种农民书写。夏志清也认为赵树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