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出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色彩，因之还没发展到现代宗教的水平。虽然道教还缺乏现代宗教的素质，但它的基本修持方法（丹道学）却包含着科学的内容，为现代社会的人民所需要。道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宗教，而且还流传到东南亚，说明它也具备了世界宗教的某些品格。
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和儒教、佛教既相互分立又相互补充，共同为维持家长制的封建政权服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经世型的儒家礼教文化的核心是神化“三纲五常”，从而成为专制君主及其官僚体系的精神支柱。超世型的道教文化出现的根源是知识阶层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失望，但结果却造成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的容忍和逃避。
道教的这些特点还可以从道教的神灵观上表现出来。同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教不同，道教中的神灵没有排他性。对道教来说，不仅教内的诸神是互补的，甚至同异教的诸神也是相容的，过去有人在宫观里将太上老君的神主同孔子、如来佛、回教的穆罕默德、基督教的耶稣的神主一起供奉就是证明。道教中不仅有元始天尊、太，，卜老君、玉皇大帝、三清四御等主神，而且还有风伯、雨师、城隍、土地、人体各部位的身神以及管理巨细事务的职能神，这种庞杂的神灵谱系是同中国的具体国情密切相关的。道教的主神中实际上以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玉皇大帝影响最大，其中元始天尊是道教公认的至上神。中国自古是一个大农业国，人们对天的崇拜处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这显然是先民自然崇拜的延续。元始天尊的出现实际上是氏族原始宗教中对天的神化和信仰的继承，在道教中元始天尊不但是最高的天神，同时又是道的化身。早期道教奉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教典，太上老君实际上是以创教的教主神面目出现的，他同时又是道的人格化。玉皇大帝在道教中出现较晚，他的地位随着道教的政治伦理化进程不断提高，至宋代被皇帝册封为道教主神。玉皇大帝的出现完全是儒家“神道设教”的统治术在道教中的反映，是封建皇帝为维护现存的统治秩序利用道教神化君权的结果。玉皇大帝实际上并不是单独属于道教体系内部信仰的神，他本质上是中国社会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国家宗教中的帝王神。玉皇大帝的出现将儒、道、释三教的神权融为一体，将封建帝王的权力扩展到中国人的信仰世界。这样，遍布全国的城隍、土地神对应着国家无孔不入的官僚机构，阳世间的衙门监狱对应着佛教阴曹地府的十八层地狱天上的玉皇大帝对应着地上的皇帝，而且在中国无论天上地下，阴间阳世，都要以儒家“三纲五常”的教条当作神圣的教典。这种由皇帝管理有形世界，玉帝管理无形世界的模式是儒、道、释三教神权结合的共有神灵体制，是封建宗法社会里皇权异化或对象化出来的宗教观念。
同三大世界宗教相比，道教还有一些独特的民族文化特点。
从道教的教旨上看，它追求肉身成仙，长生久视，重视现世利益，这同三大世界宗教追求灵魂的解脱，重视来世利益的特点大相径庭。三大世界宗教都鼓励人们追求死后天国的乐园生活，而以冷漠的态度对待社会人生的现实生活。道教却直接否定死亡，认为光阴易逝，人身难得，只有速下手修仙，才能享受到神仙的永久幸福和快乐。张伯端说：“世人执共有身，而悦生恶死，黄老乃以修生之道，顺其所欲而导之。”（《悟真篇后序》）这就是说，道教中的长生久视之道，只不过是诱人人道的津梁，道教修仙的最高目标，是要追求人与道的一体化，达到超脱生死的真入境界。盖在修仙的人心中，别有一个世界，这就是天人合一，物我无分的最高的人生艺术境界，也就是道的境界。
从宗教的类型上看，道教同基督教等纯社会伦理型的宗教不同，它是原始社会自发的自然宗教和阶级社会人为的伦理宗教的结合体。因为死亡和灾病首先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而后封建社会的国家机器对人们来说是比自然力量还直接的社会异己力量。因而，道教的神仙以克服死亡和灾病、逍遥自在为特征，不仅是对超自然力量的神化，而且是对超社会力量的神化。道士正是为超越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压迫，争取理想的现世利益而修炼的。
从道教的风格上看，它以修习法术见长，对神秘的力量和圣物不像其他宗教那样采取屈服、谦卑和祈祷的态度，而是尽力通过某种方式控制和支配它，将超自然的力量为我所用。因此，道教一反其他宗教对待社会人生的消极态度，鼓励道士将修习长生之道当作远远高出于世俗政治、功名利禄的一项大事业来做。葛洪讲修仙“其事在于少思寡欲，其业在于全身久寿”（《抱朴子内篇．释滞》），就把仙道看作人生的事业。这样，撞开世网人道教，修成大丹做神仙，对那些在人生观上追求建功立名、有事业心的古代知识分子来说，也有强大的诱惑力。
从道教的内容结构上看，它比三大世界宗教存留着较多的民间信仰和古代巫术，又杂取儒、墨、道、医诸家和佛教的思想资料，在内容上有兼收并蓄、庞杂多端的特点，在结构上有明显的层次性。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道教像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