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氏族部落为避洪水，多以土丘为居住点，故有丘民之称，各山丘的部落酋长为治水又结成部落联盟，称为部族，如伏羲族、黄帝族、炎帝族等。各部族在治水当中，文明日开，父权上升，洪水结束在禹时，乃夏之初年，中国逐渐步入父权家长制的奴隶社会。这中间经过多次原始宗教的革命，特别是殷周之际的原始宗教革命，建立起代表父权的原始宗教—一宗法礼教，男尊女卑的新传统才占据统治地位，这便是儒家的文化渊源。
夏、商、周三代以来逐步确定了父权制的原始宗教一礼教的统治地位，至周公制礼作乐，丰富了宗法礼教的内容。周代实行世卿世禄制度，学在百官，官师合一。至春秋战国时期，周代传统的原始宗教衰落，“礼坏乐崩”，诸子百家之学遂从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中突破而出，传统文化沿着理性主义的路上升到哲学的高层次。
继承了古代母系氏族制和父权宗法制原始宗教传统的周代巫史文化乃是古代学术的总汇，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巫史文化接受了理性主义和人文思潮的洗礼，分化出诸子百家学派。当时全国可分为邹鲁、三晋、燕齐、荆楚、吴越、巴蜀六个具有不同部族传统的文化域。儒家文化继承周代宗法礼教的传统最多，其次是法家，儒家以邹鲁地区为基地，法家在三晋最盛行。继承母系氏族原始宗教传统较多的除道家、墨家外，据《汉书·艺文志》，尚有阴阳家、数术家（包括天文家、历谱家、五行家、著龟家、杂占家、形法家）、方技家（含医经家、经方家、房中家、神仙家）。道家学派首先以燕齐文化和荆楚文化为中心发展起来，在吴越文化和巴蜀文化中也有传播。周代以来，古老的母系氏族原始宗教流入四夷，主要在燕齐、荆楚、吴越、巴蜀等边陲地区传播，这些地方又是神仙家和巫祝、方士活跃的地区。因而汉末的道教，便是以这些地区的文化背景为依托发展起来的。
§§§第三节 道教产生的原因
道教并不像某些西方宗教那样是由一个教主在短期内创立起来的，而是有一个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宗教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道教是在东汉顺帝后才产生的，道教始创后，至南北朝时期才发展为成熟的教会武宫观道教。这样，我们把东汉顺帝以前作为道教产生的准备阶段，这个阶段的方仙道和黄老道可以看作前驱的道教形式。从东汉顺帝至东汉末年称作道教的始创阶段，这个阶段产生的民众道教结社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定名为早期道教。南北朝时期的道士有了较完善的宗教组织，在道观中修行，我们把这种富观教团称作成熟的教会武宫观道教。道教的产生是汉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要素交叉作用的结果，下面我们仅就道教本身的因素结合外部社会历史状况来追溯道教产生的原因。
首先，秦汉以来中国思想文化运动的进程为道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三代以来的母系氏族原始宗教传统和巫史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被用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的筛子进行了筛选和分堆，不仅巫史分家，巫医亦分家，三代以来受人尊崇的巫从国家辅相一级的地位跌落到四夷和民间。这样，医经家、经方家、房中家、神仙家等方技派也从巫史文化中分化出来，最后剩下那些祭祀鬼神、禳祸祈福、讲说怪异灾病之类的低层文化，被巫觋带到民间去传播。这些新生学派在这个时代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到战国末期已脱却原始宗教的古朴外衣，不复原来的旧面目了。战国以来百家之学又出现了相互融汇的趋势，黄老之学产生。前汉初黄老之学尚是君王南面的政术，汉武帝罢黜黄老而用儒术，使黄老学中杨朱派的尊生全性说得到发展，在前汉末演变为修身养性之学。后汉时黄老学又开始同神仙家、阴阳家、五行家、方技家、术数家相融，进而演变为祭祀黄老的黄老道。东汉末年产生的道教文化，首先将黄老之学宗教化和方术化，同时又将原从巫史文化中派生出来的道家、墨家、阴阳家、神仙家、方技家、术数家，连同民间的巫术，包括儒家的伦理道德，一股脑儿装进道教的大葫芦中，重新进行消化和融合。汉代连世俗文化也出现了宗教化的倾向，宗教文化的发展便在为大势所趋。因此，儒家的神学化，佛教的引入和道教的产生，都发生在汉代。
其次，大一统的家长制封建帝国对人民进行统治的政治需要是道教产生的根本原因。秦汉时中国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皇帝要强化家长制的独裁政权，迫切需要以神道设教的方式控制民众的思想。汉代皇帝出于这种政治需要，先是大力复兴周代传统的宗法礼教，继而掀起造神运动，推进儒家的宗教化。自从秦始皇和汉武帝的封禅求仙活动复活了宗教的古魂，汉代社会的政治、学术皆被宗教的迷雾笼罩。当汉末社会危机加剧，依附于国家政权的儒家礼教失去了维系社会人心的作用，道教便不可避免地应运而生了。道教是为了替礼教履行救世的职责，为帝王兴太平才出现的，同时接受儒家的伦理教条并当作成仙的必要条件。再次，生活在东汉末年的劳苦民众由迫切解除苦难的愿望而产生了强烈的宗教需求。东汉自顺帝以后，宦官和外戚交替弄权，政治腐败，贪淫成风。当时“汉世已衰”已成为人们的普遍